走向后现代的反理性主义

  后现代主义,作为兴盛于本世纪60年代的西方社会的一种文化思潮,因其涉及范围较广,其内涵与外延都较难把握,但后现代主义的理论家多把它看着是一种与现代主义相对立的思想态度和思维方式而出现的。而“现代”一词,与中文的“近代”一词,在英文中都是“modern”,因此,这种后现代主义主要被看成是与笛卡尔开启的思想观念与思维方式相对立的。而以笛卡尔开启的近代哲学则是以坚持理性主义为其鲜明特色,因此,后现代主义必然要与传统的理性观念相冲突,利奥塔声称:“后现代主义是与理性观念的主要转变的发生相适应的”,威尔默认为:“后现代主义的轮廓至今仍不清楚,但其中心经历——理性的死亡,似乎宣告了一项历史工程——现代性的终结”(注:转引自王治河:《后现代哲学思潮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这种转变一是采取重建理性的方式,如伽达默尔、哈贝马斯,但他们所理解的“理性 ”概念已与传统的理解不同;另外一种方式则是采取根本弃置理性的方式,如德里达、福柯等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中坚人物。  

  彻底反理性的理论基础

  后现代主义的反理性思潮,是对以往的反理性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与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一方面,与以往的反理性主义一样,反对传统理性主义附加在理性之上的先验性与绝对性,看到了传统理性主义的弊端,但却由此走向极端,都否定认识的确定性和客观性,否定价值的普遍性与客观性,否定历史的规律性和进步性。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传统理性主义所追求的绝对真理和终极价值都是虚妄的,罗蒂认为,所谓的“永恒秩序”、“中性主义是与反本质主义是一脉相通的。基于这种反基础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立场,罗蒂极为欣确反对西方思想中根深蒂固的人道主义观念,认为:“我反对人道主义,因为它是隐藏反动思想的屏幕,在幕后结成了可恶的、难以相信的同盟”(注:布洛克曼:《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89页。)。另一方面,又与以往的反理性主义不同,表现出了新的特征。在后现代主义看来,以往的反理性主义者仍然是以理性的方式来建构非理性,按德里达的观点,以往的反理性主义仍然是一种设定了“ 在场”的形而上学,设定了世界和人的某种本质,或意志,或本能、或存在、或情绪,仍然没有摆脱理性的制约,也就说,以往的反理性主义者在反理性问题上还不够彻底。这种新的特征就表现为后现代主义者以功能性的非理性即否定、消解、摧毁、颠覆等功能性的因素,代替了以往反理性主义者的实体性的非理性即本能、意志、存在(此在)等实体性的因素。这种新的特征,根源于后现代主义的不同的理论取向。后现代主义的显著特点就是其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的共同态度。所谓基础主义则是肯定人类知识有其确定的、坚实的、可靠的基础,人们在这一“基础”之上可以达到对外在世界的真理性和客观性的认识。而本质主义则肯定存在着现象与本质的区分,认为千变万化、流动不居的现象之后有着内在的、稳定的、终极的本质。在这些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以往的反理性主义者所设定的非理性的“实体”仍是一种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的表现。

  在反基础主义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罗蒂。罗蒂在其代表著作《哲学与自然之镜》中,认为“本书的目的在于摧毁读者对‘心’的信任,即把心当作某种人们应对其具有‘哲学’观的东西这种信念,摧毁读者对‘知识’的信任,即把知识当作是某种应当具有一种‘理论’和具有‘基础’的东西这种信念,摧毁读者对康德以来人们所设想的‘哲学’的信任”(注: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页。)。 他认为传统哲学几乎都是一种基础主义的哲学,而他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摧毁这种基础主义。他着重批判了以柏拉图、笛卡尔、康德为代表的他所谓的以心与物的二元对立为特征的“镜像论”,即:“人具有一个本质,即他必须去发现各种本质”,把人心看成是照耀万物的一面镜子,并把这种镜子看成是人之本质,并依据这种镜式本质去反映事物的本质。他认为“把我们的主要任务看成是在我们自身的镜式本质中准确地映现周围世界的观念,是德谟克里特和笛卡尔共同具有的如下观念的补充,这就是:宇宙是由极简单的、可明晰认知的事物构成的,而对于其本质的知识,则提供了可使一切语话的公度性得以成立的主要语汇”(注: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13页。)。 在罗蒂这里反基础主义与反本质主义是一脉相通的。基于这种反基础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立场,罗蒂极为欣赏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也认为哲学的目的并不是要去发现客观真理,而是维持谈话继续进行、达到人类的相互理解而已(注: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28页。)。

  德里达则以另外的方式来反对本质主义,这主要是通过消除中心的策略来达到的。德里达认为西方哲学都一直寻求某个中心,如本质、实体、意识、上帝、终极目的、生命本源等,而西方哲学和形而上学的历史,“就必须被认为是一系列中心对中心的置换,仿佛是一条由逐次确定的中心串联而成的链锁。中心依次有规律地取得不同的形式和称谓”(注:德里达:《人文科学语言中的结构、符号及游戏》,《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页。)。在他看来, 虽然尼采、弗洛依德和海德格尔对传统的形而上学进行了摧毁,但仍然没有摆脱形而上学,因为他们所标举的“意志”、 “本能”、“存在”都是中心化的产物,仍被确立为人的或世界的本质。德里达通过对中心的否定,也就消除了本质与现象、价值与事实、主体与客体、真理与谬误等的二元对立。因而罗蒂才有这样的看法:“德里达的反逻各斯中心主义不过是……反本质主义的一个特例”(注: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49页。)。 德里达反基础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对能指与所指区分的取消,进一步贯彻其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非中心化策略。索绪尔曾就所指(概念)与能指(声音形象)进行了区分,但两者总是相互吻合的,一个能指总是与一个所指相应的,并且肯定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就是组织在声音中的思想,按他的说法:“就像一张纸,思想是正面,声音是反面”(注: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 8页。)。 德里达则对索绪尔的理论加以发挥,抓住索绪尔理论中的弱点反过来批判索绪尔,把索绪尔的任意性原则和差异性原则引向了极端。索绪尔认为任何符号的能指对所指的命名完全是任意、约定的,而且,索绪尔还认为,符号的意义并不是自足的,而是在与别的符号的对立和差别中显示出来的。正是在这里,德里达发现了索绪尔的疏漏,认为一个符号既然可以与另一符号形成对立和差异,当然也可以和无数的符号形成对立和差异,那么,符号的意义就是在无数的缺席的符号的对立和差异中显示出来的,因此,任何符号都不可能有固定的意义,而是处在不断的游移变动之中的。德里达还认为这种差异性原则不仅适用于能指,而且也适用于所指,能指与所指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这样,德里达从索绪尔的理论出发,导向了更为极端的不确定性和相对主义。
  

  反理性的主要表现

  反基础主义与反本质主义的后果就是深度模式的消除。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认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抛弃了时空的深度模式。在他看来,所谓空间深度模式,存在如下四种:一是黑格尔或马克思的辩证法,坚持本质与现象的区分;二是弗洛依德的,把人的意识区分为“明显的”与“隐含的”两部分;三是存在主义的,把人的生存状态区分为“本真性”与“非本真性”两种;四是符号学的,对所指与能指的区分。所谓时间深度模式,则是强调现实与历史的区分,肯定传统对理解现实的意义。这种深度的丧失,不仅使罗蒂、德里达、福柯等后现代主义者完全抛弃理性主义的传统,而且进一步发展了非理性主义,使其更为彻底化。具体而言,他们的彻底的反理性主义主要体现于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真理的放逐。

  德里达通过对中心的消解和对能指与所指区分的消除,实现了对寻求文本意义的这一努力的排斥与否定,德里达的一句名言就是“本文之外,别无它物”,就是说本文与文字之外没有真理,也不显示真理。没有了意义的寻求,没有了真理的寻求,一切就是游戏而已,所以德里达说:“没有终极意义就为表意活动的游戏开辟了无限境地”(注:《20世纪西方文论述评》,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60页。), 否定文本有任何相对稳定的意义,而且德里达还明确认为,“游戏的规则已被游戏本身替代”(注:德里达:《人文科学语言中的结构、符号及游戏》,《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150页。), 任何规则甚至是游戏的规则都是不必要的。这样,传统理性主义求真的活动就为这些后现代主义游戏的活动所代替。如果说有真理,那也只是自我设定的真理,并没有所谓客观的真理,真理并不反映什么,因为中心和本源都已不存在,德里达就曾明确说:“没有真理自身,只有真理的放纵,它是为了我、关于我的真理,多元的真理”(注:德里达:《驱动:尼采的风格》,转引自《国外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 罗蒂则是从实用主义的立场来阐发真理观上的相对主义的观点,认为:“信念是行为的习惯而不是表象实在的努力。根据这种信念观,一个信念之真,是其使持此信念的人能够应付环境的功用问题,而不是其摹写实在的本身的存在方式的问题。根据这种真理观,关于主体与客体、现象与实在的认识论问题可以由政治问题,即关于为哪些团体目的、为何种需要而从事研究的问题,取而代之”(注: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这样,在否定真理这一问题上, 德里达与罗蒂,一是从解构主义的立场出发,另一从实用主义的立场出发,最后殊途同归,颠覆了传统理性主义的根本立场。在取消了客观真理之后,只能走向不确定性和相对主义。费耶阿本德的著名命题“什么都行”,无疑是这种反理性主义的最好写照。

  以往的反理性主义虽然反对人们可以通过理性的方式去把握事物的一般本质和普遍规律,但由于设定了某种“实在”的存在,至少肯定了人们可以通过一定的认知方式,如体验、直觉、情绪等去把握这种“实在”。而后现代主义中的反理性主义者则根本否定了事物之后的“实在”的存在,因而认识就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去把握什么东西,一切都是在差异、流变之中,人们对待现实与世界的态度就只能采取游戏的态度,而且就连游戏的规则也是不必要的。反理性主义似乎以与传统理性主义截然对立的姿态出现,但又有共同之处,那就是偏执一端。传统理性主义割裂真理的绝对与相对的辩证关系,追求认识的绝对确定性,把绝对性加以绝对化,自有其弊端,但反理性主义尤其是后现代中的反理性主义又走向了另一极端,片面强调认识的相对性,把相对性加以了绝对化。

  二是价值的失落。

  美国社会学家戴维·里斯曼(David Riesman)在50 年代中期所著的《孤独的人群》中,把历史划分为三种社会形式,一是传统社会,二是市场资本主义,三是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他是根据人们的行为原则和价值取向的不同进行这样的区分的。他认为第一种是由“传统引导”的社会,在这种社会中,人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人们一直都这样做,即是由传统所规定的;第二种是由“内在引导”的社会,主要是由个体对自我价值的体认确定行为的目的,以赚钱为天职,但并不限于此,在赚钱的同时还要力图创新、发明、开拓等,而这并不是传统所具有的,但在新教伦理中可见出由来,而这正是资本主义早期得以发展的精神动力;第三种是“他人引导”的社会,这正是后现代社会的特征,而这种“他人引导”的实质则是整一性,不能容忍个体与他人有任何差别,因此,“‘内在引导’的人有自己的衡量标准,他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而‘他人引导’的人却不再知道到底什么是正确的”(注: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1页。)。

  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不难理解后现代主义者所提出的“人的死亡”。巴尔特、福柯和拉康都宣称“人”的死亡,根本否定主体的地位和作用。巴尔特反对把作者看成是作品意义的最终确定者,并且把这种否定看成是“一种反神学活动,一种真正革命性的活动,因为拒绝固定的意义归根结蒂就是拒绝上帝及其三位一体——理性、知识、法则”(注:巴尔特:《作者之死》,转引自《20 世纪文论述评》, 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162页。)。福柯则从他的“知识型”理论出发, 提出了他的著名的“人的死亡” 的命题。他认为,“知识型”决定了知识、决定了社会,从而决定了人,因而,在知识和社会的发展上,人都不起作用,因此他断言“人类已经死亡”。既然“人”已死亡,价值也就无依附之所,因为价值总是与主体的人相关的。后现代主义提出的“人之死” 是对被公认为后现代主义思想之父的尼采的“上帝之死”的进一步发展。在尼采那里, “上帝”不仅是宗教意义上的,而且是哲学意义和价值意义上的,代表的是西方传统理性主义孜孜以求的价值理想和终极关怀。他所提出的“重估一切价值”实际上是要对人类的价值遗产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上帝之死”标明了人的内在规定和外在追求的丧失,实际包含了作为主体的人的地位和价值的降低,“上帝一死,人就‘从中心滚向X’ ”(注:布洛克曼:《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1980 年版,第124~125页。)。但尼采毕竟提出了一个“超人”的形象作为一种价值追求。而后现代主义则更为彻底化,不仅没有设立自己的价值理想,而且把主体的人化为乌有,从而否定一切价值。因此,在主体被掏空之后,后现代主义的一些思想家认为传统理性主义的人道主义的观念也是应该加以抛弃的,因为根本没有什么人的本质,而表现人类价值和理想的人道主义观念在福柯那里却成了“我们思想中的一个累赘”(注:布洛克曼:《结构主义》,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第125页。)。 后现代主义对主体、价值以及人道主义观念的批判,虽然包含着对现存的观念、原则、制度的批判,但却由此走向了否定一切价值的极端的虚无主义。  

  三是历史的断裂。

  后现代主义者反对把历史看成是一个连续的、进步的过程。哈桑(Ihab Hassan )在《后现代转折》中对后现代主义的总体特征进行了一些概述,认为零乱性或片断性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后现代主义者只是割断联系,他们自称要持存的全部就是断片”(注:哈桑:《后现代转折》,《后现代主义的突破》,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 年版,第37页。)。在后现代主义中,这种片断性在历史与传统问题上就是杰姆逊所说的历史感的消失。杰姆逊指出,在现代主义中,要探讨的是历史传统与个人记忆两方面,而“在后现代主义中,关于过去的这种深度感消失了,我们只存在于现时,没有历史;历史只是一堆文本、档案,记录的是个确已不存在的事件或时代,留下来只是一些纸、文件袋”(注: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 205页。)。哈维(David Harvey )对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区别也作了这样的描述:“现代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表达的是对美好未来的追求,尽管这样一种追求由于遭到不断的幻灭而往往引发受害妄想,但是,后现代主义的典型表现却是抛开了这个追求,转而津津乐道于由于破碎感和种种不稳定感(包括语言造成的不稳定)导致的精神分裂状态,使得我们无法连贯地描绘,更毋须说采取任何方式去创造某个完全不同的未来”(注:哈维:《后现代状况:对文化变迁根源的探讨》,转引自《大众文化与当代乌托邦》,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 页。)。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历史成了碎片或成了文本,是因为历史并无意义可言,并不像是传统理性主义所言的那样有一个历史趋向的终极的目的可言。

  以往的反理性主义在对待历史发展问题上,虽然不抱乐观的态度,但总是抱着悲观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本身则包含了某种价值判断在里面,例如,萨特虽然视现实世界与社会历史为纯粹偶然性的堆积,毫无意义可言,但认为现实的意义正在于主体的赋予,以主体这能动性来抗争现实的荒谬性,所以萨特把自己的存在主义视为一种人道主义。而后现代主义中反理性主义对历史既不抱乐观也不抱悲观的态度,因为不论那种态度总是预设了某种价值,就仍然是“形而上学”的“中心主义”的体现。所以,后现代主义者不但放弃对历史的连续性的看法,而且干脆把历史看成是碎裂的,只是在现时之中去寻找满足与慰藉。

  任何思想与观念都是现实的某种“折射”,后现代主义把历史看成是一种碎片,有其现实的依据。杰姆逊在其《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曾引述了卢卡奇关于历史小说兴起与衰亡的论述,来说明后现代主义中历史感消失的历史必然性。在卢卡奇看来,“今天,历史小说已经是一种不复存在的形式,因为资产阶级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关于其光荣的过去的历史感,资产阶级不知道自身正走向何处去,已经失去了控制,也失去了历史感”(注: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6页。)。 卢卡奇这一看法对于分析分析后现代主义所反映的社会现实不无启示。  

  评析

  后现代主义中的反理性主义思潮的产生并不是空穴来风,有其思想文化背景和社会历史背景。从思想根源来看,它就是以往的反理性主义的进一步的发展,与现代主义之间并没有截然的区分。但后现代主义的产生还有更为复杂的原因。从思想文化背景上看,当代科学的发展出现了新的特点。尤其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等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使传统理性主义对理性的绝对性、先验性的信念受到巨大冲击。这些新的科学理论为强调“不确定性”、“非中心性”、“非整体性”、“非连续性”等为核心内容的后现代主义所吸取和利用。从社会历史背景上看,这种反理性主义的思潮也有其现实的依据。传统理性主义者深信人类理性的力量,深信历史进步的必然,但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弊端也充分暴露出来,经过理性启蒙的世界并没有实现理性的许诺,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空前深重的灾难,正如霍克海默与阿尔多诺在1947年写就的《启蒙辩证法》中所指出的那样:“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注:霍克海默、阿尔多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在世界范围内所存在的由于人们利用科学手段过度掠夺自然而导致的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危机,也使一些后现代的理论家们对理性的作用抱着怀疑以至否定的态度。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60、70年代所发生的社会危机与社会动荡,致使产生了以“否定”、“ 破坏”、“消解”、“颠覆”现存的一切观念、价值、制度为主旨的激进的后现代主义的思想观念。

  后现代主义坚持彻底的反理性主义的立场,虽然有其思想的根源、现实的基础,但无论它有多彻底,就其理论来说,仍然存在着不可克服的困难。首先,他们虽然坚持反本质主义与反基础主义的立场,对“中心”进行消解,但自身又设立了一个“中心”,只是前者是一种实体,后者是功能而已。就连德里达自己也承认:“我从未说过不存在中心,没有说过我们可以不要中心。我相信中心是一种功能,而不是一种存在——一种实在,只是一种功能。这种功能是绝对不可或缺的”(注:德里达:《人文科学语言中的结构、符号及游戏》,《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154页。)。对这种“中心”的承认, 实际上仍是在对世界的本质、对知识的基础进行一种说明。其次,就他们的反理性主义立场来看,存在着以理性的方式来批判理性的悖论。正如美国学者J.马什所指出的:“后现代理性批判中蕴含着自我参照性的悖论”。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对理性的批判,并不能避免“给出批判的理由而又不陷入行为和旨义,操作和陈述之间的操作矛盾”,因此可以说,“在后现代理性批判能够摆脱理性基础之前就破坏了它的基础”(注:马什:《后现代主义对理性批判的悖论》,《国外社会科学》1990 年第4期。)。 从后现代主义的反理性主义思潮的种种困难与悖论来看,它并没有根本解决以往的反理性主义所面临的同样的困难与悖论。这从另一方面又说明了,传统理性主义虽有其缺陷之处,但理性主义的根本立场是不能弃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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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行政国家”是指人类社会发展到这么一个阶段——国家行政权渗透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们在其生命的整个过程中都离不开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成为影响人们生命、自由、财产和国家安全、稳定、发展的一种几乎无所不能之物。   行政国家的主要标志是:   (一)行政机构和行政人员大量增加。以美国和我国为例,美国在建国之初,联邦政府仅设3个部,行政人员为4479人,与美国当时总人口的比例为1:1100。到本世纪,联邦行政部门发展到70多个,行政人员增加到3,111,912人,与美国总人口的比例为1:80。我国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去看看

公私观念与中国农民的双层认同

内容提要:传统中国社会,国家权力无法直达乡村社会。为解决与农民生产、生活和娱乐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乡村社会创造了在家庭以上的功能性组织,从而形成了一个双重的认同与行动单位,其中的第一重是家庭,第二重是超出家庭的宗族或者以宗族为基础的村庄认同。维护功能性组织运转的基础是克服内部的分离力量,办法有二,一是对搭便车的人进行惩罚,二是将组织力量内化到村民心中。一旦村庄或宗族变成“我们”的村庄或宗族,变成一个“私”的单位,这种认同就会极大地降低内部运作和组织成本,有效地满足村庄超出家庭层面的公共事务需要。 ……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