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甸园能重整吗?

──论现代人焦虑之根源

  原载《二十一世纪》一九九八年八月号 一 多利的诞生

  在以往,改变人类命运的重大事件往往在没有人注意的角落静悄悄地发生,但在二十世纪,这情况已经彻底改变。不但爱迪生、贝尔、莱特兄弟实至名归,即使超然物外的思想家如爱因斯坦亦已经成为家晓户喻的名字。因此,去年名为多利( Dolly)的绵羊宣布诞生之后,瞬即成为媒体的大热门题材,并没有甚么奇怪。从这个角度看,施尔伐(Lee M. Silver)撰写像《重整伊甸园:美丽新世界中的克隆繁殖及其它》这样一部显浅、准确的大众读物,是非常切合时代需求的。

  作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教授和生育遗传学(reprogenetics)专家,施尔伐写这么一本介绍性书籍自能予人以举重若轻、得心应手之感。然而,这本书却并非单纯的科普读物。在生育问题的论争上,它支持所谓「选择派」(pro-choice),反对「尊生派」(pro-life)的基本立场再也清楚不过:它真正的使命是破除偏见,宣扬、推广新的生育理念。因此,书名定为《重整伊甸园》绝对没有丝毫讥讽之意,而正是要表露对未来新世界的憧憬和向往。

  令人失望的是,施尔伐对于他的「美丽新世界」并没有作任何文化反省──它像是一个悬浮在半空向人微笑的美丽城市,叫人惊叹之余又感到十分不安,总不免怀疑它背后隐藏着些甚么。难道自培根以来,这个世界就真的只有科学所带来的进步,而从没有发生过任何其它事情吗?但讨论这个大题目之前,我们还得先好好回顾一下生育遗传学已经走过的漫长道路。  二 从单细胞重构整体 甲 偷天换日的核移植技术

  种籽怎么能长成大树?蛋怎么能孵育成鸡?这件神奇、奥妙事情的底蕴,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露出了端倪:大树、鸡和其它一切高等生物虽然极为复杂,但构造蓝图则完整地贮藏在它们每一个细胞(包括种籽和鸡蛋)内——其实是在细胞核内的染色体即DNA遗传分子之中,大树和鸡就是据之而建构出来的。因此,原则上从任何一个细胞,都可以重新构造出生物整体来。其实,人类应用已久的植物插枝繁殖法,就是这原则的自然体现。

  60年代初史都华(F. C. Steward)首次在试管中利用培养液和多种植物荷尔蒙,把分离的单一胡萝卜根细胞培养出整棵胡萝卜来,初次证实上述原则。这样得到的「纯种」个体称为「克隆体」(clone)。

  植物成功了,下一个目标自然就是「克隆」动物,但这要难得多。首先,要在培养液中令单一动物细胞发育成完整个体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不清楚,更无法配制动物胚胎发育所需的数千万种生长激素。所以,只有退而求其次,利用大自然已经准备好的培育环境,即是雌性动物的卵和子宫,来达到同样目的,这就是所谓「核移植」(nuclear transplantation)技术。

  60年代中叶,牛津大学的古尔顿(J. B. Gurdon)用激光除去一个青蛙未受精卵中的细胞核,由是制造了一个具有发育所需激素但却没有遗传资料的环境;他然后把另一只成长青蛙肠脏细胞的细胞核取出来,移植到前述「去核卵」中。这样,他居然能够培育出蝌蚪来(图1)。但令人失望的是,这克隆蝌蚪并不能够发育成青蛙。1984年,应用改良的同一技术去克隆小白鼠,也仍归失败。因此,气馁的生物学家不禁感到一种疑惑:成长动物的一般细胞是否与生殖细胞(germ cell,即精子和卵子)有基本分别,所以不能够据之以重新建构完整个体? 乙 全能与分化

  动物的受精卵是可以在卵细胞质中正常发育的;受精卵经过最初几次分裂形成「分裂球」(blastomere),里面的细胞倘若分离出来也都还可以各自发育成完整个体。换而言之,这些细胞仍然处于发育上的「全能」(totipotent)状态。但分裂球超过8或16个细胞阶段之后就开始「分化」(differentiate),即各部分变成不相同并具有特殊功能的「体细胞」(somatic cell),那似乎就不再可能激活完整的克隆过程了。为甚么呢?

  要回答这基本问题,必须先了解何谓「分化」。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研究,我们大体上明白了这一点。胚胎发育时,各种不同讯号分子(它们都是特殊的蛋白分子)会吸附在细胞DNA长链分子的有关部位上,从而「控制」它,即一方面「激活」某些特殊功能,另一方面「关闭」另一些生长、分化功能,从而固定细胞的作用。细胞的「分化」,便是由牢牢吸附在DNA分子上的讯号分子造成的。

  因此,克隆「体细胞」的关键是:吸附的讯号分子是否已经改变了DNA分子的基本结构?倘若没有改变,那么如何把讯号分子除去?「核移植」的基本策略,便是希望利用卵细胞质中的大量生长激素来「除去」讯号分子,令供体细胞(donor cell)中的DNA分子「反璞归真」,回复「全能」状态。 丙 到多利绵羊之路

  从80年代开始,核移植技术的发展经过了好几个不同阶段。第一阶段(1983年)基本上是改良移植过程:为避免DNA分子在移植时受损,整个供体细胞(而不单单是其细胞核)被直接移植到去核受精卵的透明覆膜(zona pellucida)之内,然后用化学剂或电脉冲令膜内的两个细胞融合,造成一个存活和正常发育率都很高的「重构胚胎」。第二阶段(1986年)是改用绵羊的去核未受精卵作为受体(receptor cell),原因是它的细胞质中的生长激素理应更多,作用力更强。由此所得的「重构卵」也同样能发育成健全绵羊。但这两次实验所用的供体都还不是「体细胞」,而只是仍在「全能」状态的受精卵或分裂球细胞而已(图2)。

  到1994年威斯康辛大学的富尔斯(Neal First)获得第三个突破:他用与上面几乎全然相同的方法,从更为分化的牛胚胎细胞克隆出四只小牛来。他的成功很可能是运气:由于技术员没有在培养胚胎时加入培养血清,所以缺少养分的胚胎从生长和分裂状态被迫进入称为G0的休眠状态。事后看来,在这状态的细胞似乎比较容易克隆。多利的诞生,就是根据这重要提示发展出来的。 丁 最后的突破

  苏格兰罗斯林(Roslin)研究所的甘贝尔(Keith Campbell)和威尔末(Ian Wilmut)最早意识到,供体细胞与受体卵细胞在活动周期位置上的配合是重要关键。所谓活动周期,是指分裂中的细胞大约每二十小时循环一周的四个时期(图3)。由于供体细胞往往会处于S或G2期,亦即染色体已经分裂倍增的状态,它若被直接移植到通常仍然处于「二倍体」(diploid)状态的去核卵细胞,就会受激素刺激而再次分裂,因而出现染色体数目超高,不能正常发育。但用富尔斯无意中发现的方法,即把供体细胞置于血清浓度剧减的培养液中五日,则它会被迫进入G0休眠状态,这样它成功移植的机会就会大增。 

  从1994到1996年,甘贝尔和威尔末用这一改良程序(并改用未成熟的去核卵母细胞oocyte作为受体),成功克隆了一系列早期(九日)和分化阶段更晚的绵羊胚胎细胞,把它们培养到「桑椹期」(morula,即胚胎开始植入子宫壁的前一阶段),然后植入母羊子宫,最后都育出正常幼羊(图3)。这一实验的最后阶段是以六岁母羊的乳腺细胞作为供体。结果在277颗重构卵中有一颗顺利发育,至终在1996年7 月长成一只健康的小羊,这就是多利(图4)。

  多利的诞生,第一次证明成长高等动物原则上是可以克隆的:它经过多次分化的体细胞仍然含有完整的整体构造蓝图,而且有方法利用这幅蓝图来控制和激活同类个体的生殖系统,以培育出原供体动物的「全同孪生」(identical twin)体来。这技术仍然十分粗糙,成功率也不高,但证明其基本可行就已经是了不得的破天荒大事,因为控制乃至改造生命的大门自此就敞开了。 

   三 试管婴儿革命

  当然,对大众来说,「多利震撼」主要来自它与人类生育过程的关连,而这又是与「体外受精」(IVF,即in vitro fertilisation)技术所掀起的「试管婴儿」革命分不开的。

  1978年布朗夫妇的女儿路易丝(Louise Joy)诞生。这是一件举世瞩目的事,因为她的生命是完全在人体之外开始的:史达涛(Patrick Steptoe)医生用显微外科手术从她母亲的卵巢取出一颗卵子放在培养皿中,然后加入她父亲的精液。遗传生理学家爱华斯(Robert Edwards)在显微镜下观察卵子受精过程,然后将早期胚胎移植到她母亲的子宫内。九个月后,路易丝就诞生了。

  这手术有三个特点。第一,它是在白老鼠身上试验成功,然后由科学家爱华斯说服妇科专家史达涛合作,将之变为适用于人体的医学技术。第二,它的本意只是为解决少数不孕情况,但现在已经应用到许多其它生育问题(例如不能排卵、精液浓度不足等等)上去;同时,在技术上也大有改进:例如受精过程已改为将选定的精子注入卵细胞;又可以从睾丸中取出精细胞(spermatid)来用,甚或将未成熟精原细胞(spermatogonia)放在家畜睪丸中培育成精子;或以冷藏长期保存精子,等等。换而言之,生育已经可以脱离大部分人体生理功能而成为「科技」了。第三,由于社会需求殷切,这一手术已经在短短二十年间变为一种相当普遍(虽然还十分昂贵)的医疗服务:到1994年为止,全世界已经有好几百家体外受精诊疗所,所培育的婴儿估计已达15万,到下世纪初这数字更将增加到好几百万。

  这三点是「多利震撼」的最佳说明:「核移植」也是在动物身上试验成功,并相信可以轻易移用于人体的生育技术;它的发展和变化潜力可说是无穷的;而且,它可以为许多至今无法满足生育需求者——例如完全缺乏生殖细胞者、渴望养育但不愿结婚者、同性恋者等等──解决问题。从克隆羊到克隆人,是很容易跨过去的一步。  四 到新伊甸园之路

  《重整伊甸园》的主旨,一言以蔽之,便是用科学的语言和态度,说明克隆人体的可能性,描绘由此开启的广阔前景,以求消弭社会反对力量,为这种崭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打开大门。

  不能否认,人体克隆技术所带来的利益是令人目瞪口呆的:它不仅能完全解决所有不育问题,而且可以广泛应用于人体器官与组织的培育、产制,以及人类遗传特征的研判乃至改良。从易损器官的常规性替换,到多种遗传性疾病的消除,以至人类体质、智能和性格特征的「优化」等目标,原则上都是可以逐步实现的。

  当然,克隆技术也会对社会结构产生极其广泛、深刻和复杂的冲击。我们只须想象一下,未来的孩子有些会只有一位「母亲」(那同时又会是比他年长得多的「全同孪生」大姊!),但却完全没有父亲;另一些孩子则可以有两父(基因父、养父)三母(基因母、胎母、养母)之多;表面上同堂的四代,其实却可能是年龄相差甚远的四个「全同孪生」兄弟,那就可以知道人伦关系将混乱到何种程度——其实是完全失却意义了。

  因此,几乎所有宗教团体,特别是天主教会,对于人体克隆都采取激烈拒斥态度,而政治家、评论家、生物道德(bioethics)哲学家大部分也深怀疑惧和敌意,那丝毫也不奇怪。

  面对这寒峭的大气候,施尔伐的勇气和策略是令人佩服的。他并不反驳,也不辩论,而只是说明和分析。他把生育遗传学的细节,以及种种未来发展,诸如前述人伦关系的混乱,乃至在下一个千年期由于优生技术的长期累积效应,人种出现基本分化等等可能性,都胪列出来;甚至宗教团体和社会舆论反对生育技术的历史以及其动机、理据他也都一一详加论列。这样,他自然也就可以轻易指出这些反对言论自相矛盾之处——例如,生命到底应该从那一刻算起,其实并没有客观标准;然后说服读者,宗教团体的呼声归根究柢只是反映信仰,至于其「科学」论据,则不过是信仰的包装,是站不住脚的。

  当然,他也为生育遗传技术的应用、改进和推广作正面呼吁,但用的不是「硬销」,而是极端的「软销」。他只是「想象」,十年、三十年或三百年后,人类生育技术会进步到何种境界;他再三强调:正如体外受精手术一样,克隆生育的动力绝不会是国家(更不要说大独裁者或野心家),而是个人;绝不会是理想、权力,而是商业需求——正如汉堡包或大灾难电影一样,它将成为百分之百的美国生活方式。

  平心而论,倘若美国「选择派」大联盟要出版一本最高明、影响最深远的畅销宣传书籍,以将人类带往新伊甸园,那么《重建伊甸园》是肯定可以入选的。  五 我们都要改变

  施尔伐的伊甸园之可怕,不在于它隐藏着甚么骗局,甚么阴谋、诡计,而正在于它的坦白、理性、实事求是。

  克隆人真有一日会出现吗?施尔伐预言在二十一世纪中叶这会成为常事。其实,就在过去两年间,克隆牛已经诞生,宣称愿意提供克隆生育技术的医生也见报了。以今日分子生物学之飞跃进展,特别是人体基因库之行将被完全测定(以上消息见本期「科技讯息」栏),首个克隆婴儿之呱呱堕地也许只是一二十年间的事亦未可知。

  我们不可忘记,电子发现至今仅有一个世纪,但人类已学会了无数操纵和应用电子──逐粒点算它、单独禁闭它、利用它治病、作高速运算、作显微放大等等— —的不可思议能力。那么,在下一个世纪,人类操控基因、生殖机制和胚胎的能力,不会同样超乎今日最大胆的想象吗?

  当然,教会和保守舆论会呼吁,会反抗,会施加压力。但医疗体系──医生、药商、诊所主持人——同样会部署他们的战役,而到最后,具体、现实、迫切的大众需求战胜抽象理念或莫名恐惧将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说到底,在人类四百万年的进化史上,二十年或一百年都只不过是一瞬,迟早是不重要的。

  重要的是:以克隆人为标志的分子生物技术,将会完成已经进行了两个世纪之久的科技变革的最后一环。引擎改变了人类的交通、运输、劳动;化工改变了人类的衣着、食物、居所;电讯网络造成地球村,计算机造成虚拟世界,从而改变人类的感觉、思维。引擎、化工、电讯、计算机的力量虽然庞大,但只外在地影响人。从人种进化的角度看,这影响的幅度毕竟有限,而且是外在的。分子生物技术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一旦大规模应用之后,它将不只是影响,而是要改变——内在地、根本地、永久地改变人的「本身」。它将逐渐取代自然进化力量——应该说,由于这一技术,人类已经面临控制本身进化过程的可畏前景了。

  也许,宗教团体和社会舆论对多利绵羊的强烈、近乎歇斯底里的反应,正是人类面临这种行将带来不可知命运的钜变时,从心坎深处冒出来的惊呼吧?

  当然,控制人本身的进化,不能说一定就是坏事。大多数开明论者大概都会认为,一个有智能、有远见的社会,应当能够控制人类自己创造的科技,驱使它为人类的「幸福」,也就是一个平等、自由、富足、和平的大同世界服务。分子生物技术自不例外,它只会令未来的「新人类」更强壮、聪敏、善良(应该说是没有暴力倾向)——和能够轻易满足各种生育愿望。最少,施尔伐所描绘的未来世界就是这样。

  这个逻辑,是不容易反驳的。我们甚至不妨为它加添一条论证:科技(包括分子生物学)的进步有赖于社会提供庞大资源;科技产生的变革,亦必须为大众接受才能推广。倘若一个先进、民主的社会不是普遍认为这些进步和变革可以带来极大利益,因而全心追求它、接受它,它又怎么可能实现?倘若社会认同它、接受它,那谁又能阻挡得了它的出现?

  诚然如此。但「好事」和幸福仍然意味改变,而且是根本性的,「存在状况」之改变。那虽然无法抗拒,但还是应当剖析、反省、正视的。施尔伐倘若有甚么缺失,也许就在于他那么轻易地以理性和微笑打发了那人心深处的惊呼,从而关上反省之门吧?

  说到人类对本身「存在状况」之反省,那自然已经有将近两个世纪的历史了。从马克思、祈克果、尼采、卡夫卡开始,以迄加缪、马塞尔、马库斯,他们所为之深深感到困扰,所不断挣扎希望解决的,说到底,不正就是科技革命创造的「幸福社会」(当然,这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不同版本)所带来的根本改变,和这种改变所产生的失落、痛苦么?他们所谓人因为高度分工而丧失尊严、意义,所谓「神的死亡」、人的「基本选择」,乃至在大众社会(mass society)中人的孤寂、无助、反叛、单向度性、异化等等,其实不也都是人类对陌生的美丽新世界之批评和挥拳抗议吗?

  然而,从马克思到马库斯也许都还未曾完全看透,未曾完全想到尽头。他们都还仍然认为人和社会有一个本质性的理想状况,原则上是可以,而且应当实现的。这理想状况可能属于未来的共产世界,也可能属于过去的宗教或人文黄金时代。但无论具体细节若何,其以他们心目所理解的人——有独立理念、尊严、思想、生活意义、道德意识、终极目标等等的人——为中心,为依归,则并无二致。事实上,这样的理想状况和施尔伐的伊甸园并没有基本分别,分别只在于以甚么方式来把科技变革所必然会对人类产生的冲击和引起的蜕变排除于他们的思考乃至意识之外而已。

  但无论他们开甚么药方,二十世纪末所出现的虚拟世界和网上世界却正像洪水般迅速毁灭我们一向那么珍惜的「人」——有独立理念、目标、思想、生活意义,深受传统文学、音乐、艺术熏陶的「人」。其实,从60年代出现的,无处不在的「电子动画箱」早已经在为这变化做足准备工作了。到二十一世纪末,电视、计算机和互联网未完成的工作,自然就可以交给届时应当非常蓬勃兴旺的生育遗传工业去继续。

  事实是,「人」和他那些向来被认为高贵、独特、重要的禀赋和品质一直在变;社会与其一切被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结构也在变。而且,这二者在迅速融为实际不可分辨的一体,分子生物技术则正好为这一过程的实际完成铺平道路。「人」的进化也因此正在从自然的生物进化转移到更高的另一个层面去。这些是宗教家和绝大部分人文学者所不愿承认,或仍未感到的。

  然而,伊甸园是否就一定不可以重整呢?那倒未必。一个成功大众商业社会最超卓之处,就是能够以各种柔和、愉快、熨贴心灵的讯息充斥一切空间,令大众(即使那并不包括所有思想家和宗教家)心安理得地接受任何一个新世界的新事物,令他们感觉伊甸园就在眼前。所以,施尔伐毕竟是对的:伊甸园已毁,伊甸园万岁! Lee M. Silver, Remaking Eden: Cloning and Beyond in a Brave New World ( New York: Avon book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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