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趋势下台湾传媒演变的政治、经济动因及问题与前景

自七、八十年代以来在经济领域中首先出现了全球化趋势,这一趋势随后逐渐扩展到政治和文化领域(Beyer,1994)。在关于全球化的理论中,Wallerstein的理论(1974)主要分析的是世界经济结构,而Meyer的理论(1980)则把重点放在世界的政治结构上、特别是由各国组成的全球系统;Robertson与Chirico的理论(1985)侧重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关系,强调在以现代化为目标的全球化过程中广义上的文化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随着近年来对全球化理论的进一步深入探讨,有些理论家如Luhmann(1990)则更明确地提出了全球化与传播(Communication)之间的紧密联系,他指出,随着高新技术的革命性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世界性政治、经济结构的不断改变,传播体系的发展演变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整个世界体系的特徵。

九十年代以来,各国的传播学家们对传播与全球化的关系作了大量研究,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这个题目。[1] 研究表明,传媒的全球化趋势不但使一些国家的传媒在许多方面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成了推动、促进及深化全球范围的经济、甚至政治结构重新组合的催化剂。传媒的全球化趋势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传媒的开放与自由,即传媒政策的放松、传媒机构的商业化、私有化等;二是传媒主要功能与目的的转变,如从为执政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宣传服务变成为社会舆论监督和公众服务;第三,随着全球性消费市场的形成(包括传媒消费)以及跨国性或全球性传媒及文化产品制造业的形成(Robertson,1990;Hamelink,1997),出现了全球性的传媒体系,各国的传媒系统开始陆续融入这一全球性的传媒体系。许多传播学者认为,传播(communication)的全球化主要是通过传媒(Media)全球化体现出来的,而传播的全球化推动了世界的全球化趋势;传播的全球化既是全球性政治经济结构大改变的一个结果,又是推进全球政治经济结构进一步大变动的动力。

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在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下,亚洲也出现了一系列经济和政治结构的大调整。特别是在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市场经济逐渐居于主导地位、出现了中产阶级群、实行了以自由民主为目标的政治改革。在这一系列的变化中,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传播和传媒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政治与经济结构的大调整触动或迫使各国的领导层重新认真审视他们对传播与传媒长期所采取的威权主义政策。这样的变化也同样发生在台湾。从二战后至八十年代末,台湾的威权主义政府通过对传媒的拥有权及一整套严密规定,紧紧地控制着传媒,力图使之成为政治和意识形态工具。随着全球化趋势强有力的扩展,从八十年代末开始台湾传媒经历了深刻的演变,不但呈现出许多国家的传媒在全球化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变化趋势,而且还表现出不少自己的特点。进入九十年代后,台湾传媒在开放与自由化方面的步伐大大快于大部份亚洲国家和地区。本文试图以全球化理论为框架、以历史分析为主要方法,探讨台湾传媒在全球化趋势下所发生的演变及其动因和意义,并探讨台湾传媒开放后遇到的挑战和问题。

1. 八十年代末之前封闭与集权控制下的台湾传媒

根据Rubin的研究,世界各国对传媒的控制共有五种方式:一是通过对传媒的垄断实行直接控制;二是给传媒机构发放开业执照令其“自我审查”而达到控制的目的;三是借发布所谓“国家安全条例”或“紧急令”等手段实施管制;四是对传媒施加各方面的压力以收控制之效;五是对传媒或传媒界人士用暴力实行管制。[2] 在八十年代末之前的几十年中,在自称是开放的台湾社会里,上述五种对传媒的控制方式同时存在。其原因是,台湾的执政党国民党的基本结构是建立在威权模式之上的,其对文化、教育、传媒的控制与影响皆以维护执政党之地位为宗旨。[3] 从1949到1987年,台湾一直处在“紧急状态”之中,集会、结社、组党及言论、出版自由均被取消;正如Rampal所指出的,尽管中华民国的宪法上有这些条文,但仅仅是一纸空文而未付诸实际。[4] 那时,台湾的传媒常常成为执政党和政府巩固权力的工具,而不是单纯地服务于社会发展和公民对话的媒介;所谓的言论、出版、新闻自由等首先需服从执政党的政治需要;同时,执政党利用其掌握的党、政、军权力进一步使传媒在政治上就范到位(Berman,1992)。

台湾对传媒体系实行威权式控制的一个后果是,尽管经济发展需要传媒发挥更活跃的作用,但政治原因却造成了传媒发展的严重落后与不足。从1949年至1988年的40年间,台湾的经济增长了许多倍,但报纸的种类数量却长期停滞未增。到1988年时全台湾总共才有31家报纸,且受当局规定的限制,每家报纸每天的版面不得多于12页。而且,文化与传媒机构多附属于执政党、政府或军方,其中三分之一由执政党、政府或军方直接拥有,官方报纸的发行量占全台湾报纸发行量的80%以上。这样,私营的商业性传媒根本无法与官方的传媒竞争。

2. 八十年代以来台湾传媒的主要变化

除少数几个西方国家外,多数国家最初都抵制传媒的全球化趋势,台湾也不例外。当八十年代初全球化趋势开始向世界各地扩展时,台湾的一些传媒纷纷要求政府实行开放政策,但这些要求、努力和尝试都遭到了当局的严厉压制。[5] 传媒要求开放的努力和政府反对开放的企图导致了双方的斗争和摩擦,从1980年至1986年,政府对传媒“自由化倾向”采取的各项行动次数增加了近20倍,没收和禁止出版物的行动次数增加了近30倍。(见表1)

表1.台湾传媒开放前新闻审查情况

年份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985 1986

政府对传媒采取行动的次数 16 19 27 33 211 275 302

出版物被没收或禁止的次数 9 13 23 26 176 260 295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Human Rights in Taiwan Communique,1987.

然而,正如在许多亚洲国家那样,全球化趋势是不可阻挡的,它或迟或早会波及到每一个国家和地区。不论是否情愿,各国政府都得面对这个趋势所带来的影响和连锁性反应。全球化的强大趋势最终使得台湾的传媒开始朝着自由和开放的方向变化,这个变化以政府1987年开始的政治改革为标志和起点。那时,政府实行了允许成立反对党、开放报禁等一系列政治改革,大大减少了对传媒的“自由化倾向”的镇压措施,而且也改变了传媒的总体环境。此后,政府又宣布解除了“戒严令”,于1991年进一步取消了“临时条款”,使得传媒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发展的政治和社会空间,由此向开放、自由、与全球传媒体系融为一体的方向大步迈进。

自八十年代末开放以来,台湾传媒主要经历了三大变化。首先是传媒的快速发展。自1988年1月政府允许办新报纸以来,报纸的数量从1987年的31家发展到1995年的357家,其每日发行总量也从1987年的390万份增长到1994年的600万份;同时,随着政府取消了对报纸版面数的限制,许多报纸的版面数由原来的12页增加到50页以上,向社会提供的信息量大大增加了。另外,杂志的数量则从1988年的3,400家发展到1998年的5,700家。传媒的发展不仅表现为报纸和杂志的数量大大增加了,更重要的是,一大批政治上独立的或持自由倾向的传媒也相继问世,这些传媒逐渐成为台湾传媒体系中一个不可轻视的重要组成部份。[6]

各国历来对电子传媒控制最严,所以,电子传媒的开放和发展具有比印刷传媒扩张更为深远的意义。在过去的十年中,在台湾的印刷传媒大发展的同时,电子传媒也经历了长足的发展。台湾电子传媒的开放首先从广播开始,1993年政府取消了曾实行多年的禁办新电台的规定,又将28个原先由军方控制的FM广播频道向社会开放、由申请开办新电台者投标取得广播频道。这样,到1997年为止,全台湾的广播电台达到了51家,其中只有10家是由政府或军方拥有的,其余的全是私营电台。[7]

电视业的发展也反映出台湾开放电子传媒的另一侧面。1993年,多年来一直被列为“非法存在”的有线电视被合法化了;禁办新电视台的法规也被取消了。随后,全岛范围的电视网由原来的三个增加到五个,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代表反对党民进党立场的福摩莎电视台的开办,这家电视台的成立与播出是台湾传媒在全球化趋势影响下走向开放与自由的重要象征。到1998年,台湾已有140多个有线电视系统,每个系统播出70至100个频道,形成了发达的有线电视网,电视在人口中的穿透率从1991年的18%增长到1998年的80%,这一增速成为亚洲国家和地区之冠。[8]

台湾传媒的发展不仅为台湾传媒与世界传媒体系融为一体创造了条件,而且为推动民主化进程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和结构条件。台湾传媒自开放以来出现的第二个变化就是,传媒在政治倾向上的日益多元化和独立性,由此不但形成了不同于执政党和政府的声音以及社会性监督和批评机制,而且创立出一种新的政治文化环境。在西方的民主国家,传媒一般尽量避免带有任何政治党派倾向。但对台湾这个走向民主化的社会来说,从过去只有执政党才拥有报纸、电台、电视台,到今天代表多种声音的传媒之出现(尽管可能有些传媒有其政党倾向),仍然是个重大的进步。[9]

正是因为在台湾形成了这样的开放、自由、不受压制的大环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才能从一纸空文变成现实。正如Heuvel和Dennis所分析的那样,台湾传媒的政治多元化、编辑自主化不但使传媒的报导更加平衡与公正,而且使得整个社会有了一个崭新的面貌,展现出民主、多元、自由、开放的蓬勃气象。[10] 实际上,在全球化趋势的冲击下,对任何政府来说,最棘手的问题是倒底给传媒多少“自由”,特别是政治上的自由。因为,“传媒自由”会带来一连串的社会连锁反应,导致一系列对其他方面的自由的社会要求。因此,是否允许新闻自由就常被视为检测一个社会是否真正实现了民主的首要标准。台湾在这方面的变化被民主国家认为是一个“重大的社会进步”。[11]

台湾传媒自开放以来出现的第三个变化是,传媒体系正日益与全球传媒体系融为一体。一方面,台湾传媒的开放使得世界各国的传媒产品(包括长期被禁的中国大陆传媒产品)可以更方便地进入台湾市场;另一方面,开放也使得台湾的传媒界有更多的机会将自己的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成为世界传媒产品市场上不可或缺的积极的一员。从近年来台湾迅速增长的电视节目出口上即可明显地看到这一点。自九十年代以来,台湾的三大电视公司(中华电视公司、中国电视公司和台湾电视公司)以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三千万华人、华裔为主要观众,大幅度地增加了电视节目的出口量。仅从1990年到1995年,台湾电视节目的出口量就增长了191%,如此迅速的增长率在世界传媒界是少有的。这一变化不仅使台湾成为亚洲地区继日本、香港、印度之后的又一传媒产品出口地区,而且使台湾的传媒产品在世界传媒产品市场上逐渐有了一席之地,影响也与日俱增。[12](见表2)

表2. 台湾三大电视公司节目出口情况

年份 1990-1991 1992-1993 1994-1995

出口节目量(小时) 9,790 14,727 19,535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电视公司、中国电视公司和台湾电视公司的有关数据以及《台湾电视年鉴(1996--1997)》的相关资料综合整理。

3. 台湾传媒走向开放的内部因素

八十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一股自由民主浪潮,但在许多原来比较封闭的国家和地区,外部的影响只起了诱发、催化和促进的作用,走向自由和民主的进程主要还是由内部动力推动。台湾传媒的开放过程即是如此。台湾传媒的开放与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无疑有着紧密的联系,不过,虽然新技术的出现对传统的传媒体制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但先进技术本身并不会自然地推动社会制度和传媒体制的进步。台湾传媒走向开放的根本原因还是其经济社会变迁和政治发展所产生的政治、经济动力及需求。

在政治方面,首先是执政的国民党需要通过政治开放(其中的重要内容就是传媒开放)来树立自己开明、民主的新形像,以便在与反对党的政治较量中保住其执政地位。当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它的封闭型政治凸显出日益严重的脱节时,国民党在与反对党的政治斗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既受到反对党的尖锐抨击,又受到社会公众的批评指责。国民党若仍然继续以往几十年的那种威权式统治,就很难在台湾内部和国际上站住脚跟。因此,出于维护执政党地位的需要和考量,自八十年代末起国民党不得不实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尽管这些政治改革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给国民党塑造一个新的政治形像,但政治上的开放不可避免地“勾动了传媒开放这支枪的扳机”。[13]

其次,在国际政治层面,国民党当局为了与大陆当局在国际上争夺政治和道义上的支持,也力图改变自己以往的威权政体形像,从而向国际社会显示,台湾不但在经济上优于中国大陆,在政治上也大大优于大陆的共产党政体。虽然台湾与大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争夺战从未休止,但自中国大陆进入联合国后,西方国家纷纷承认中共政府,台湾在国际舞台上与中共政府的政治争夺战也愈演愈烈。特别是从八十年中期到九十年代,随着台湾经济的起飞、台湾经济力量的增强,台湾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提高了,因此也更希望能在国际上的政治争夺战中取得进展。而通过政治开放、向世界展现台湾的民主社会形像,是赢得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道义上支持的重要步骤。[14]

台湾传媒走向开放的另一个动力源于强烈的经济动机。快速发展的经济迫切需要有一个开放的、在世界传媒产品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传媒系统来扩大台湾的海外市场。正如Karthigesu所言,传媒开放的动力有时是源于政府的考虑,有时是来自私营传媒机构的强大压力。[15] 又如Chan与Ma所分析的,尽管执政党和政府常常把政治和意识形态功能当做传媒的第一要务,但传媒本身却总是把追逐利润作为其首要任务,在自由经济体制的社会环境中尤为如此[16]。因为,在市场竞争中传媒必然要靠其利润生存。

传媒业通常是先进入毗邻地区的市场,再进入国际市场。1995年台湾提出了成为亚太地区传媒和文化产品制作中心的目标,以逐步取代香港、并进入世界市场;其传媒产品的主要出口对象是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其次是北美的华人、华裔市场,这既有政治上也有经济上的意图。台湾的传媒产品出口最先始于电影业,随后扩大到传媒和文化的其他行业,电视则是台湾传媒向亚洲扩展最快的一个行业。九十年代以来,随着传媒的开放,台湾电视节目的出口渐入佳境,从1990年至1995年三大电视公司的出口值增长了385%,其盈利也不断增长。[17](见表3) 从表4可以看出,五年内进口台湾电视剧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由七个增加到十个,进口的电视剧数量也大幅度增长。过去多年中香港的传媒产品一直占据台湾市场,而台湾的传媒产品却无法进入香港市场;但在1990到1995年间台湾出口到香港的电视剧数量增加了五倍多,台湾传媒产品已成为香港市场上的重要一员,而香港传媒以往的优势地位则不复存在。由于中国大陆和新加坡仍然严格控制传媒,所以台湾对这两地的电视节目出口量还不够大,但正如Nguyen所描述的,“台湾的传媒业早就瞄准着具有十二亿人口的海峡对岸的那个市场,只等着大陆当局最后解除开放的禁令了。”[18]

表3. 台湾三大电视公司节目出口值及增长率

年份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出口价值 4,833 5,240 6,310 10,250 14,867 18,600

增长率(%) --- 7.7 16.9 38.4 31.0 20.1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电视公司、中国电视公司和台湾电视公司的数据以及《台湾电视年鉴(1996--1997)》的资料综合整理。

表4. 台湾三大电视公司向亚洲国家和地区出口电视剧的增长情况

出口国家和地区 1990-1991

出口电视剧(小时) 1994-1995

出口电视剧(小时)

马来西亚 1,729 2,253

菲律宾 582 1,046

中国大陆 537 735

新加坡 529 826

香港 301 1,734

韩国 55 361

越南 30 241

泰国 0 1,176

印尼 0 52

日本 0 50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电视公司、中国电视公司和台湾电视公司的数据以及《台湾电视年鉴(1996--1997)》的资料综合整理。

4. 台湾传媒开放的意义及面临的问题

在传媒全球化大趋势的影响下,传媒的开放促进了传媒的发展,而传媒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文化交流和经济发展;在那些实行封闭的威权政治体制的社会中,传媒的开放则可能改变传媒的功能,进而推动政治民主化和社会多元化。

台湾传媒开放的深远意义在于,传媒不再是执政党和政府的政治及意识形态工具,而成为向公众提供信息、反映公众的需求、呼声和见解、为公众的政治参与提供机会、对执政党和政府实施社会监督的一项必不可少的社会公器,从而在台湾向民主社会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用传播学的理论来解释,即今日台湾的传媒已基本上由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工具转变成了民主社会中的“第四阶层”(Fourth Estate)。今天,台湾的传媒扮演着“社会议程的设定者”(the society's agenda-setter)、“公众注意力的制造者”(the public's attention-maker)和“重要事件的决定者”(the important-issues-decider)这样的社会角色,政府和各政党制定政策时必须慎重地考虑到传媒的这些作用。

应当指出的是,台湾传媒体制尚未真正、完全地转变为成熟的自由经营体制,在许多方面尚待改进和完善。一方面,传媒仍受执政当局的“管理”,虽然执政党对传媒的直接控制已不多见,但它对传媒的政治影响之阴影还时隐时现,只是施加影响的方式和程度与过去不同而已,公开、明显、压制性的控制已让位于隐晦、微妙、间接的压力。另一方面,过去官营、党营的传媒能否完全独立经营,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执政当局的意愿,要指望执政党的“恩赐”。例如,台湾的三大电视公司──中华电视公司、中国电视公司和台湾电视公司虽然名义上都是商业性公司,但其中两家的最大股东是政府,另一家则是执政党,所以实质上为执政党和政府所拥有。[23] 根据Lo,Cheng与Lee的说法,台湾的电视体系至今仍是个“官办的商业体”而已,还是受到当局的控制。[24] 这样的局面显然使得台湾的电视传媒难以真正演好在民主社会中所应扮演的角色。

同时,不少传媒业者热衷于新办媒体或扩大业务规模,但忽视了专业水准的提高和改善,在强调媒体的自由发展时,常有对社会不负责任的做法。这不但使得传媒与公众的关系受到损害,也使传媒本身在民主化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大打折扣,在社会变革过程中有时并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因此,台湾社会上近年来不断有对传媒的批评,指责传媒界缺乏一套成熟的传媒体制所应具备的专业标准和职业规范;还有些批评指出,台湾社会这些年的“乱象丛生”与传媒的“不负责任”不无关系,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正如在许多国家所发生的情形那样,传媒的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促进社会政治进步的同时也会带来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首先,传播技术的日新月异加速了传媒界垄断的形成[19],因为只有财力雄厚的大公司才能不断地投入巨资、采用新技术来增强竞争力。走向开放的台湾传媒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其标志就是大公司吞并小公司、跨国公司吃掉本国公司。例如,九十年代初全台湾有数百个有线电视公司,而到了九十年代末,大部份有线电视公司都落入六个财团的手中。又如,在印刷传媒业,不少新办的报纸迫于市场竞争的压力而纷纷加盟少数几个大传媒公司,成为它们旗下的报纸。[20] 这一趋势的严重后果是,传媒的多元化受到了限制,对政府的社会监督作用大为减弱、甚至消失[21],这样,从政治垄断下解放出来的传媒自由又可能被经济垄断葬送掉。

其次,传媒开放后,媒体对西方国家传媒文化产品的依靠日深。过份依赖进口节目的后果是,本国的相对独立而又先进的传媒产业就不易迅速成长,这是走向开放的社会普遍遇到的问题。台湾媒体对西方国家电子传媒产品的依靠在有线电视节目上表现得最明显[22],因此台湾政府在九十年代初制定了电视节目进口的有关规定,以通过设定进口限额来保护自己的电视业;但在实际操作中执行限额并非易事,这不仅取决于台湾是否有先进而又具竞争力的传媒业,还需要关心台湾文化艺术的社会条件,而形成这样的社会条件则比建设现代化的传媒业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努力。

结论

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传媒的全球化趋势推动了许多国家的政府开始放松对传媒的控制(Vernon,1988),政府或者减少了对传媒机构的直接拥有权,或者在政策上放宽(Callaghy与wilson,1988)。这样传媒开始有了更多的政治和经济独立,私营传媒得到发展,市场竞争机制进入了传媒业,各国之间文化传媒产品的交流日益增加,公众对信息和文化的需求得以满足。尽管各国传媒在全球化趋势的推动下开放的程度不同,但在东亚国家和地区,由于政治民主化的进展显著,传媒开放的步伐也都比较大。不仅台湾如此,韩国、香港、新加坡的传媒也都逐步开放,而台湾传媒的开放幅度则最大。中国大陆近年来虽也松动了一些对传媒的控制,但其管制传媒的根本做法并无改变。

台湾传媒的演变是全球化趋势和台湾内部政治、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台湾内部政治方面的进步。台湾传媒的开放起源于八十年代末的一系列政治改革,当然也与自由经济和新技术的强大推动有关。传媒业开放后,传媒的数量、质量和能量大为改观,而且其主要的社会功能发生转化,也得以融入全球传媒体系。从台湾近年来政治发展的态势来看,今后执政党和政府对传媒的影响会越来越小,传媒将会沿着自由、开放、独立、自主的道路继续走下去。[25] 当然,台湾传媒仍然面临着挑战,也存在一些问题。欲解决这些问题,不能仅靠传媒自身的力量,还有赖于社会朝着民主、自由、成熟、多元的方向演变。[26] 只有在一个具有真正独立的司法体系、自由选举的政治结构、操作运行良好的政府机构、并拥有一大批受过良好训练又具备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政治、知识精英的的社会中,才能建成一个真正开放、自由、独立的传媒体系,并使之充份发挥作用。

【注释】

[1] Gerbner, G., H. Mowlana, and K. Nordenstreng eds., 1993, The Global Media Debate: Its Rise, Fall, and Renewal (Norwood, New Jersy: Ablex);Frederick, H. 1993, Glob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elmont, California: Wadsworth);Hamelink, C. 1997,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Global Market and Morality", in A. Mohammadi e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ization(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Sage), Pp.92-118;Downing, J. 1996, Internationalizing Media Theory(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Sage Publications);Sinclair, J., E. Jacka and S. Cunningham, eds., 1996, New Patterns in Global Television: Peripheral Vision(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McAnany, E. and K. Wilkinson, eds., 1996, Mass Media and Free Trade: NAFTA and the Cultural Industries(Austin, Texa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Mohammadi, A. ed., 1997,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Globalization(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Sage);Mowlana, H. 1997, Global Information and World Communication(Thousand Oaks, California: Sage).

[2] Rubin, B. 1993. "New Technologies Breach the Five Barriers of Media Control". Intermedia 21(1):22-28.

[3] Cheng, T., 1989, "Democratizing the Quasi-Leninist Regime", World Politics(16):471-499;Tien, H., 1989, The Great Transition: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Stanford,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4] Rampal, K. 1994. "Post-Martial Law Media Boom in Taiwan." Gazette 53:73-91.

[5] Tien, H., 1988, "Social Change and Political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in H. Feldman, M. Kau, and I. Kim. Eds., Taiwan in a Time of Transition. New York: Paragon House.,1988.

[6] Li, S., 1995, "Newspapers Are Surrendered by the Fire of Criticism", Commonwealth Magazine(July):26-28;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GIO)Achieves(1998)(Taipei, Taiwan: The Republic of China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7] 出处同上。

[8] Yu, S., 1995, "DDP-Backed Company Wins License for Fourth Television Station", The Free China Journal(June 23), p.2.;Huang, J., 1996, "Cable Cat's Cradle", Free China Review 46(2):4-15;"Media in Taiwan Develops in Step with Free Society", The Free China Journal(May 21, 1999), p.7.

[9] Ang, A. 1990. "Election Coverage Reveals papers' Various Philosophies," in Reforms and Challenges(Taipei, Taiwan: The China Post Publishing House), Pp.40-41.

[10] Heuvel, J. and E. Dennis. 1993. The Unfolding Lotus: East Asia's Changing Media. New York: The Freedom Forum Media Studies Center.

[11] "Legislature Revises Article 100," The Free China Journal(May 19, 1992), p.1;U.S. State Department Human Rights Report(1993)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State Department);The Free China Journal(Jan. 29, 1993).

[12] Yeung, I. 1990. "Program exports". Free China Review 40(8):20-21.

[13] Lo, S. 1992. "Taiwan Business People, Intellectuals, and Democratization", The Pacific Review 5(4):382-389.

[14] Metzger, T. and R. Myers. 1990. Understanding the Taiwan Experience: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aipei, Taiwan: Kwang Hwa Publishing Co.

[15] Karthigesu, R. 1994. "Broadcasting Deregulation in Developing Asian Nations: An Examination of Nascent Tendencies Using Malaysia as A Case Study".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16(1):74-90.

[16] Chan, J. and E. Ma. 1996. "Asian Television: Global Trend and Local Processes". Gazette(58):45-60.

[17] Tsang, K., and G. Wang, 1990, "Indigenizing Foreign Culture: A Case of Taiwan", Journalism Research 43:117-133;Wang, G., 1993, "Satellite Television and the Future of Broadcast Television in the Asia-Pacific", Media Asia 20(3):140-148.

[18] Nguyen, M. 1994. "Business Is Beaming." Free China Review 44(9):54-59.

[19] Lewis, G. and C. Slade. 1994. "Japan, Australia and Globalization", Media Information Australia 74:31-39.

[20] Chen, S. 1998. "State, Media and Democracy in Taiwan". Media, Culture & Society(20):11-29.

[21] Lent, J. 1989. "Mass Communication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Recent Trends and Developments". Media Asia 16(1):16-24.

[22] Huang, J. 1996. "Cable Cat's Cradle". Free China Review 46(2):4-15.

[23] 出处同注[18]。

[24] Lo, V., J. Cheng, and C. Lee. 1994. "Television News Is Government News in Taiwan", 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1):99-111.

[25] Chang, F. 1999. "World Media Leaders Assemble in Taipei". The Free China Journal(May 21, 1999), p.1.

[26] "Democracy and Press Freedom". The Free China Journal(May 21, 1999), p.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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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家综合负债”

近年来,中国的国有企业严重亏损,债务/资产比高达80%以上,相应地,银行的不良资产比重越来越大,国有银行也进入了亏损的阶段。正因如此,国内外的许多经济学家和投资者对中国改革与增长前景的怀疑不断加重:中国的银行坏债问题比东南亚各国更加严重,东南亚各国陷入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中国会不会不久也会陷入危机?中国经济的“金融风险”似乎成了世界所关注的焦点问题。而在另一方面,许多人也认为,银行坏债问题已经存在好多年了,中国经济仍在增长,近期内似乎也没有陷入金融危机的危险。与此同时,从1998年起,中国政府采取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去看看

对国际关系的一种女性主义诠释

《美国研究》 1996 年第 4 期   国际政治是男性的“领地”;现实主义理论纯属“男人之见” (masculine perspective) 。这是J·安·蒂克纳 (J. Ann Tickner) 《国际关系中的社会性别》 (Gend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lumbia Univ. Press, 1992) 一书的基本立场。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女性主义姗姗来迟,不过并非有意迟到。在其他社会科学门类已经给女性主义让出即便是一隅之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际关系领域一直拒绝向女性主义敞开大门,直到80年代中期才勉强——用一位评论者的话说——给后者开了一……去看看

解剖孕妇

(作者为日军指挥班长、上士)1943年5月,五九师(师长细川忠康中将)五四旅(旅长长岛勤少将)步兵一一一独立营(营长坂本嘉四郎中校)在山东省莱芜县和章邱县交界一带进行“清乡扫荡”时,我们连作为一个支队和营部分别行动,见人就杀,见村庄就骚扰破坏。由于天天这样破坏与行军,士兵们的脸都变黑了,满是黑垢的衬衫和沾满尘土的制服也都破了,肩膀上背着掠夺来的衣服、布匹、鞋和鸡等小山样的杂物,瘸着腿,耷拉着脑袋,瞪着眼睛四下查看。当我们到达大王义附近一个村庄的时候,刚过中午十二点。“把武器、弹药、物资都集中起来!”支队长村越下达了命令……去看看

文革中湖南“省无联”问题概述

湖南“省无联”,是文革中一个在全国都有很大名气的群众造反组织,它不仅曾引起毛泽东及中央最高当局的注意、并几次发话评说与批判,而且,至今也是国内外研究文革历史的学者所重视的一个课题。特别是由于文革中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张玉纲的《我们的纲领》等所谓“新思潮”的理论性文章,三十多年来,一直为人们所关注、所研究,因而,与这些文章密不可分的“省无联”问题,便常常为学界议论探究。  在文革发动40周年之际,本文对“省无联”组织的情况,特作一个概述,以飨对文革历史有兴趣的读者,并供有关研究者参考。从中,也试着将人……去看看

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运动与战时财政动员

李炜光(1954—),男,河北顺平人,天津财经大学财政学科首席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代财经》杂志主编。  摘要:本文提出的假设是:发生在上个世纪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其真实意义与价值是中国共产党为取得战争必需的资源而采取的一种战时财政的动员手段。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从减租减息向土改的转变具有突然性。内战初期处于明显战略劣势的中国共产党利用它的政治资源和群众动员能力,将土地改革确定为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阶级斗争理论被有机地融进战时财政动员的操作框架之中,使得中国共产党迅速地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和战略……去看看

美国完善垄断和公平竞争立法的历史演变

美国垄断和自由竞争机制的演变, 是在垄断和反垄断的激烈争斗以及竞争和不公平竞争中共生、互补和完善的。从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立法到1914年的克莱顿立法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由1936年的罗宾逊—帕特曼法,到1950年塞勒——凯弗维尔法,再到哈特—司考特—罗迪诺法等, 集中反映了美国反托拉斯立法和公平竞争的法规的演变。垄断和竞争的协调成为美国处理经济关系中的一对极为重要的矛盾关系。本文旨在对美国完善垄断和公平竞争立法的历史演变作一概要考察。美国完善垄断和竞争的立法通常被称为美国反托拉斯法。美国学……去看看

再论孔子与《春秋》

韦先生:您好!收到来函真有棒喝之感。先生谆谆相责,知道都是为了我好,高情深谢。我在印大的论文可不敢写得那么自由,否则恐怕连文凭都拿不到–––美国研究所从来都是一板一眼。学校本是“人才工厂”,永远在制造着社会所需的各种型号的人才,而象在下这样废料恐怕什么型号也合不上。在此地念书没有奖金,全靠家里支持,所以心理压力很大。有时不能不顾及父母的心情,到底是中国人。我没有什么生活享受的欲望,心境象老僧一般。读过先生《儒家与现代中国》中的自述,深受感动。我想您做得到的我也做得到,先生放心好了。“孔子与《春秋》”是……去看看

吴敬琏先生越说越离谱了

本文原想找个内刊发了,结果没人敢用,只好发这里了。  最近《绿叶》以“明日中国想象”为题组织了一批文章,其中吴敬琏先生以《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挑战权贵资本主义》为题发在其中。读完后感觉,现在一些学者论述问题的随意性太强了。什么话都可以说,违宪的话不应该说  吴先生关于权贵资本主义的提法已经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对这个新概念有所解释。本篇以“挑战权贵资本主义”为题,同样找不到权贵资本主义的具体定义,只能字里行间推测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文章第一部分有这样一段话:  发生这种情况的……去看看

我与李慎之的交往

有人说了,吴祖光是中国人的良心,李慎之是中国人的头脑。在京城,在“非碘”猖獗的4月里,他两先后走了。4月9日,我们失去了一颗良心;4月22日上午10时5分,我们又失去了一颗头脑!  这几天里,网上纪念李慎之老的文章,我大都浏览了。大家说过的,我就不说了。  我和李慎之的交往得感谢何家栋先生。记得是在2000年秋季里,我刚学会上网,在网上读到李老的《风雨苍黄五十年》——尽管读李老的文章不是第一次了,但此文留给我心灵的震撼是难忘的。当读到“在这世纪末的时候,在这月黑风高已有凉意的秋夜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守着孤灯,写下自己一……去看看

超自由主义

本文系作者为哈佛大学法学院安格尔教授“Politics:The Central Tetxt"(Verso,London and New York,1997)一书所写的导言。   中译文初稿由夏完成,作者本人校对定稿。全文将发于“大学”,杜维明主编,1999。1,创刊号。  序言  罗伯特·曼戈贝拉·安格尔(Roberto Mangabeira Unger)旨在建立一个“构建性社会理论”(constructive social theory)的研究计划是令人兴奋的。他坚持“激进的民主建设方案”(radicaldemocratic project),但是,他对这一概念的用法比一般的用法更具广泛的包容性:“穆勒(John Stuart Mill)、赫尔岑、……去看看

中国加入WTO的利弊、动力及争论

2001年6月26日下午于欧洲议会  感谢加尔顿主席的邀请,我能有机会到布鲁塞尔来参加“中国加入WTO研讨会”,并阐述自己的看法。  我今天的演讲题目是“中国加入WTO的利弊及动力及争论”。  首先需要声明,我今天的发言完全是个人见解,与中国政府无关,也与我本人所在的大学无关。在中国,我是最激烈地批评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批评WTO、IMF、WB的学者,当然也就对中国加入WTO的后果深表忧虑。这与中国主流舆论的态度恰好相反。  一、中国加入WTO弊大于利  中国企业还远远不具备国际竞争力。从规模上看,中国前500家企业的年……去看看

河南省艾滋病流行特点、社会影响及相关政策效应研究

河南省是人口大省,也是艾滋病疫情较为著名的省份,河南艾滋病的流行已经引起国际社会及国内有关方面的关注。艾滋病和艾滋病的防治救助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新课题。在中国,无论是从构建和谐社会的长期目标计,还是为化解当下矛盾走出“死穴”的现实需要,艾滋病问题都是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本文从社会学角度对河南艾滋病及相关社会政策进行考察研究,写作基础建立在对4市9县十数个艾滋病村庄及若干相关部门的调查访谈,主要以选定的重点调查村豫东某县的B 镇Y 庄村为例。文章虽属仓促草就,但是,是一份来自河南艾滋病疫情高发……去看看

近代中国的“亚洲主义”话语

引言  在近代中日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亚洲主义"(Asianism)无疑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亚洲主义自明治时期在日本出现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被赋予了种种不同的内涵。在实践上,由于和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丝丝相连,亚洲主义被批判为助长日本侵略中国的意识形态。战后,在日本以鲁迅研究而著名的竹内好发表了《亚细亚主义》一文。他在文中提出,亚洲主义既有日本对亚洲进行"侵略"的一面,又有加强日本与亚洲各国之间"连带感"的一面[1]。竹内的此种观点在日本立刻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也唤起了学界对亚洲主义的兴趣。直至今日,关于亚洲主义的……去看看

顺应民心的变化:从财政资金流向看中国政府政策调整

判断政策取向,不能只看政策宣言,还要看财政资金的流向。中国有句话叫“口惠而实不至”。政府往往大张旗鼓地宣称“重视”某个领域(如教育),但却舍不得向那个领域投人财政资金。如果仅从政策宣言来判断政府的政策取向,很容易看走眼。而财政资金的流向却是实实在在的。没有一个政府的财政资金是完全充裕的,它必须在各类急需花钱的地方作出取舍和权衡。因此,资金的流向可以更准确地揭示政府政策的轻重缓急。熊彼特曾经作过的两点观察:政府所有的功能都需要财政支撑,政府的所有行为都会反映到财政上。这也正是本文分析新班子政策取……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