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终结的“终结”:中美俄关系的变化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二○○二年十月号

  「九一一」事件发生一年来国际社会的最主要变化之一,是大国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虽然,短短一年的急剧变化还不足以为全面理解这种变化提供足够的背景资料,但是,无论是理论考量,还是对动态的进一步把握,又使得对这种大国间关系变化作出梳理和某种解释显得十分必要。

  本篇论文集中讨论「九一一」之后中、美、俄三国关系发展的动因与特点,也涉及欧洲。本文力图对上述变化作出某些趋势性的分析。当然,任何构想中的发展趋势都将受到高度动态中的形势发展的影响而表现出某种偏离,就像「冷战的终结」,「后冷战的终结」等等被称为「终结」的历史过程,却都难以使其历史影响瞬间消失。

  一「九一一」之后大国关系发展的特点

  总起来看,「九一一」之后大国之间关系已完全不同於冷战之前。如果从力量对比关系、所面临的国际环境、特别是「九一一」之后出现恐怖主义这个共同敌人这几个方面来说,情况的确已经大大不同。比如,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这一现实的存在,意识形态因素的相对淡化(只是相对而已),大国间行为规则的变化──至少在形式上都强调发展三边关系中的双边关系不是针对第三者,换言之,作为第三者,都欢迎三边关系中任何其他双边关系的发展。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九一一」事件所激起的大国关系变化中,尤其是中、美、俄三边关系中的任何一组双边关系,在「九一一」之后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虽然发展的速度与向度并不一致,但总体上体现了国际社会希望保持大国间关系稳定与互利,而不希望因「九一一」这样的突发事件引发重大动荡的基本心态。这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大国关系发展中最重要的特点。

  美俄关系是「九一一」后整个国际社会中最引人注目、取得最大进展的一个方面。2002年5月下旬,在圣彼得堡举行的美俄峰会和在罗马举行的俄国与北约峰会上所签订的《美俄削减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美俄新战略关系联合宣言》,以及以「二十国」合作机制为核心建立的俄罗斯─北约理事会,是「九一一」后美俄关系取得重大发展的阶段性标志,也是自1989年东欧政治剧变以及1991年底苏联解体以来,被称为「冷战结束」的历史过程整整延续了十二三年之后,以法律框架形式真正告一段落的历史性象徵。虽然,美俄之间无论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都存在大量有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裁减战略核武器和俄罗斯─北约关系方面出现的重大转机,势必进一步推动双边关系全面发展。美俄峰会之后,美国政府迅速承认俄罗斯为市场经济国家就是明证。美俄这两个冷战对手在核武库削减方面有所节制,这多少是有利於人类生存的福音;俄罗斯通过与北约国家合作这一途径改善美俄双边关系,这不光可视为是一种历史的推进,而且显然会深远影响长远的欧亚格局乃至全球均衡。

  在美俄关系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中俄关系也相应获得了提升。紧接着美俄峰会之后,中俄国家元首与中亚四国元首在上海合作组织圣彼得堡会议上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决定建立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并宣布上海合作组织「并非集团或封闭性联盟」,为上海合作组织与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以及周边国家今后可能的逐步加入提供了法律与政治基础,为这一个在「九一一」事件中经受冲击与考验的区域合作组织注入了新的元素。就中俄双边关系而言,圣彼得堡峰会前夕,普京(Vladimir Putin)总统在接受《人民日报》社社长许中田採访时明确表示:俄罗斯「与中国向世界提供了国家关系的新模式,其中要把自觉不结盟和协调努力维护共同利益结合起来。这个关系的模式规定,夥伴之间的关系平等,本着相互信任的精神来解决一切问题,这就是俄罗斯与中国在「冷战」结束之后对於建立新型的多极化国际秩序的巨大贡献」1.普京对於「自觉不结盟」和「多极化国际秩序」的认同,显然为中俄两国双边关系的原则性立场提供了重要说明。具体地说,虽然中俄关系之间并非没有需要协调解决的利益与认识问题,但中俄经贸合作特别是能源合作的深化,中俄军事技术合作的「高质量」(普京语),以及中俄在一系列全球问题与地区问题方面进行战略协作的现存机制与巨大潜力表明:即使美俄关系有了重大突破,也不意味中俄之间的战略合作失却了其独立存在的意义。正像普京所言:中俄关系「这台「发动机」连续不断的工作实际上并不取决於外部因素的影响,因为它有自己的「能源」」2.

  尽管「九一一」后中美关系的发展没有像美俄关系以及中俄关系那样以国际法形式取得重大突破,但是「九一一」后布什(George W.Bush)总统两次访华,以及胡锦涛副主席赴美访问,足以显示双方领导人对於双边关系的重视,以及共同构建「建设性合作关系」的愿望。美国继续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 ),恢复中美军事交流合作,以及中美在反恐问题上的合作,都显示了中美间进一步发展合作关系的巨大空间与潜能。虽然中美在台湾问题等一系列双边多边问题上还存在尖锐的分歧,但是中美关系作为后冷战时期最重要的一组双边关系,在各自国内,以及在国际社会普遍引起了高度重视,这一事态本身就表明其中蕴含着实现某种进一步调整的机会与可能性。特别是中国对美俄关系大幅度改善明确表示欢迎,这不仅仅体现出中国对於与己相关的外部世界重要变化的理性态度与成熟良知,也反映出中、美、俄三边关系中并没有失却发展相互间理解与尊重的基础。总的来说,在「九一一」这样的突发事件的冲击之下,大国间关系尚未突破借机伸展与既定格局之间的平衡;各方还是在寻求被突发事件所激发的利益与理念的分殊与长远发展、长远考量之间的协调。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九一一」后的大国间关系是伴随着若干前所未见的倾向而得到发展的。中、美、俄等大国间关系的发展并没有掩盖大国间正在出现力量消长和相互竞争。就这一方面说来,「九一一」之后中、美、俄关系中出现了这样几个方面的特点:

  其一,日益增长的单边主义倾向和主张多边合作的愿望这两者形成了鲜明对照。虽然,许多场合下,单边主义路线是以多边的形式出现,但在「九一一」之后,某种程度上说,当今世界还是没有避免面临着一种重新被分成两半的危险。

  对美国来说,「九一一」的打击成为美国国民心理受到挫折以后,反而得以凝聚的强烈推动力,从而成为民族情绪、爱国情绪得以提升的机会。这种国民情绪的剧烈变化和「九一一」之前已经在布什外交当中存在的那种崇尚强权的倾向不谋而合,成为单边主义路线的一个非常複杂的背景;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来说,当突如其来的「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各国人民和政府都对死难者表示同情,并谴责恐怖主义行径;对美国推动的国际反恐怖进程,大都给予不同方式的支持。即使人们对布什以各国对「九一一」事件的态度来「划线」的做法有所保留,但仍然没有作出太多的批评。其中相当部分是由於「九一一」事件所激发的道义责任和所形成共同利益在起作用。直到布什执意要退出反导条约,一意孤行地准备向伊拉克开战,以及美国国防部所拟就的准备向一些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率先实施核打击的规划曝光以后,人们才清楚地认识到,布什政府没有像人们所期望那样,在「九一一」之后调整自己的发展方向,採取多边合作的态度,反而採取了更加强硬的单边主义立场。由媒体所披露的美国高层对未来安全战略的讨论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试图把实行了几十年的「遏制与威慑」战略,改为主张对恐怖主义和敌对国家採取「先发制人」的战略。这一很可能在未来打击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中得以体现的军事新战略,势必会对国际社会造成深远影响。

  但是,即使如此,中国、俄罗斯这样一些因此而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国家,从双边以及全局利益、长远的利益出发,仍然是用比较灵活、冷静和克制的态度和美国打交道。因此,「九一一」之后国际社会的重要现象之一是:主张多边合作、以及主张单边强势的两种态度之间的鲜明反差。这是在冷战结束以来,甚至是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当中,所没有看到过的现象。

  其二,「九一一」之后的大国关系表明一个差等式的,甚至有点像罗马帝国式的这样一种力量构成似乎正在得到体现。但是这种力量结构却远远没有得到体制上的保障。我认为目前的国际关系仍然处於具有多种前景的一种过渡阶段,具有较大可塑性。

  「九一一」事件本身的确使得冷战后的国际社会进入了全新的阶段。恐怖主义成为不光是美国而且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但是另一方面,以「九一一」作为时代的界线,宣布从此进入「后后冷战阶段」,把「反恐怖主义」作为整个国际社会的首要普遍目标,仍然存在争议。对於整个国际社会而言,反恐是重要,但不是唯一重要的问题。事实上,「九一一」令冷战之后已经出现的若干新问题、新趋势进一步强化。笔者不完全赞成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但是我们也确实看到:冷战之后大量涌现出的不同种族、不同文明之间的隔阂、误解与冲突日益加深,由於「九一一」事件而得到了加强,这是一个可怕的情景,我们应怎么管理这个情景?是以罗马帝国式的方式,还是採取一种新的面向实际的多边合作方式?这是一种原则性的区别。虽然美国拥有了独一无二的强大实力,但是如果美国想要採用罗马式的态度来解决问题,不会得到国际体制的确认与支持。从经济上看,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WB)、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已经不再像战后初年那样是美国称霸世界的工具,来自精英层面、大众层面日甚一日的「反全球化」浪潮,在很大程度上包含着「反美」的含义;从政治上看,最重要的国际组织──联合国更不像战后初年那样唯美国之命是从;冷战年代搭乘便车的盟友西欧、日本越来越公开地在各种国际场合对美国的单边主义表示不满与抵制;从战略上看,甚至像北约这样的组织,都没有对这种单边主义倾向真正给以实质性的支持。「九一一」之后,北约仅在口头上以集体安全条款表示支持美国,而没有以北约组织的身份参与反恐军事行动;而且当6月上旬,美国所谓「先发制人」的军事安全战略即将出台之前,北约秘书长罗伯逊(George Robertson)首先宣布:北约依然是防禦联盟,「我们不应该没事找事」。当俄罗斯以非正式成员身份进入北约之后,越来越多的冷眼旁观者认为:俄罗斯究竟是就此束手就擒,还是钻进北约的圈子里进行捣乱,实在还是未知之数。如果和冷战时期相比,美国在当时对它的双边安全战略还有一整套规范、体制,以这些制度作为保障。但是今天人们看不到这种东西,不是不想做,而是要做到这一点有困难。所以,相比之下,正在加深的欧洲一体化进程,随着欧盟实力的崛起,组织化程度越益提高,越来越成为多边力量结构的一种示范,产生了深刻广泛的影响。因此,从长远来看,这与美国力量独大而得不到国际体制支撑的现象形成鲜明对照。「九一一」之后,作为西方制度最主要基础的欧美关系,越来越显示出结构功能上的裂痕,对欧美关系前景的担忧,已经成为西方精英中越益流行而迫切的话题,从这一角度证明了这种力量结构变化与体制保障之间的紧张关系。

  其三、「九一一」之后出现的另一个突出现象,是大国影响与力量的消长变化集中在亚洲的次区域层面。这里所指的次区域层面,既包括中亚、外高加索等前苏联势力范围,也包括印度、巴基斯坦所处的南亚次大陆,当然还包括东南亚。「九一一」之后的中亚,俄罗斯力量与影响的消退与美国的进入,已经是持续了相当长时间的明显趋势。在南亚次大陆,大国力量的消长也非常明显,特别体现在美国对印巴事务干预力度的大幅增强。东南亚由於有东盟的存在,使之成为了整个东亚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中国和东盟在2001年底签署自由贸易区的初步协定,成为东亚区域进程中的一个亮点。这是中国持续参与多边化进程的一个重要步骤。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些大国的反应是值得注意的,尤其是日本首脑随即在2002年初访问东盟。上述三个在「九一一」之后大国影响消长比较明显的地区都集中在亚洲,而且都集中在中国的周围。即使这只是偶然的情况,也值得战略家的深思。

  二「九一一」后中、美、俄关系变化的动因

  总的看来,「九一一」后大国关系变化的动因来自於三种相互作用。

  第一种相互作用指的是国际社会长期演变所积累的能量与「九一一」突发事件的相互作用。「九一一」之后,中、美、俄之间的关系变化必须放到冷战后的国际环境中加以考察。冷战后国际社会发展中有两个方面的重要态势是与「九一一」之后的中、美、俄关系变化直接关联的。

  第一,是冷战后各大国(地区)的发展态势。简言之,美国在冷战之后成为当今世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冷战的结束造就了一个统一的德国,为了避免统一德国的出现造成欧洲力量格局失衡,以及为了参与未来的国际竞争,欧洲各国以欧盟为形式大大加速了政治与经济一体化进程,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冷战结束为中国的崛起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使它有可能佔据日益重要和显着的国际地位。甚至,冷战结束也为俄罗斯的复兴带来了机会,因为俄罗斯可能从此摆脱僵化保守的社会经济模式的束缚,得以逐步融入国际大家庭而成为受人尊敬的一员3.冷战后各大国(地区)发展态势表明,与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同时存在着的,是一个潜在的多元结构的发展趋势。不关注这一态势,不可能深入理解「九一一」后大国关系的戏剧性变化。

  第二,冷战后另一值得高度关注的现象,也是作为大国关系变化的深刻背景,那就是全球化进程的发展态势。近一二十年来,作为客观历史现象的全球化进程,增进着商品、资金、信息、技术与人员的流动,推动着世界经济发展,为人们拓展了视野带来了新的机会。客观地说,没有全球化就不会有今天的繁荣。但是,全球化进程也不可避免地掺和着主观因素所起到的作用。在全球化过程中处於优势地位的国家与利益集团,很难不运用全球化所带来的机会,拓展自己的利益与影响。近年来人们看到的一个明显迹象是,随着全球化的推广,佔人口15%的西方工业国家与佔人口60%以上的贫困国家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而美国国内贫富差距在90年代以后也进一步扩大。晚近十年,世界经济发展的总体速度与此前相比不是提升,而是有所降低,一般认为这是发生在全球化进程进展最快的时期。

  在此背景之下,就较容易理解为何人们至今仍在激烈争论全球化问题。每当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举行年会,总会遭遇大规模的有组织抗议。甚至在欧洲和俄罗斯,人们可以发现更多的对全球问题的反思与批判。在这个背景之下来观察「九一一」事件的发生,一方面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以平民为人质的血腥暴行;但另一方面,全球化大潮所激起的种种複杂反响,与「九一一」事件的发生具有某种深刻的尽管可能是间接的联系。

  如果说全球化进程为各个国家与地区带来的,是并不均等的机会与挑战,那么,在冷战后十多年历史变迁中各得其所的各大国与地区,就成为这样的机会与挑战的物质承担者。可以说,上述这两方面的相互交织与相互依存,成为「九一一」后大国关系变化的重要背景。

  当然,上述近一二十年来国际社会的深层变化,如果没有像「九一一」这样突发事件的激发,也并不会构成「九一一」之后的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俄关系的变化。以中亚为例,「九一一」之前,中亚并不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非常紧迫、非常核心的战略区域。但「九一一」后情况就发生了根本变化。事情的另一方面是,假如说,美国没有在冷战后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并且没有借助全球化的推动取得今天的实力和地位,同时,假如俄罗斯也不像今天这样疲弱,急需西方的经济支持,那么,美国与俄罗斯便不可能达成默契,同意美军进入中亚。

  第二种相互作用是指「双边关系」与「多边考量」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

  在西方,也许2002年5月下旬,布什总统在圣彼得堡受到的热情欢迎和在柏林受到的冷遇和批评,可以看作是当前美俄关系和美欧关系出现反差的明显象徵。尽管人们可以以「夫妻间的争吵」来形容当前的美欧关系,以「邻居间的和好」来形容当前的美俄关系,似乎这两种关系依然完全属於两种不同类型,但是,随着形势变化,「美俄接近,意在欧洲」或者「美俄接近,缘起欧洲」正在成为当前大国关系中的一个微妙背景。

  本来,欧俄间的合作与相互依赖程度要超过美俄间的程度。实力强大的美国以前似乎并不太在乎这样的不均衡态势。但在「九一一」事件的发生以及欧洲迅速崛起的背景之下,也是在美欧关系中的结构性弱点越来越成为相互理解与合作的障碍之时,特别是当美国得不到作为整个组织的北约与欧盟对其单边主义政策的全面而又实质性支持的时候,美俄接近,对欧洲示以眼色,并非不是对欧洲有所求索的一种迂回的表达。当然,事情的另一面是,欧洲也希望借助美国来防范拟想中可能威胁欧洲局势稳定的因素(包括拟想中的来自俄罗斯的动荡),而俄罗斯则希望在欧、美之间斡旋中赢得更大空间,而且值得玩味的是,普京往往是在高举「返归欧洲」大旗的前提之下,反而借机迅速在对美关系上取得突破,这就是当前欧、美、俄之间相互关系的一个複杂背景。

  当前美俄关系的突起还涉及到对东方事务的关注。一些西方学者并不掩饰,美俄接近的共同驱动力在於反恐合作、战略武器的削减与防止扩散、能源供应与投资方面的相互需求。还有相当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共同应对中国正在崛起成为大国这样的事实」。虽然,任何双边合作不针对第三者已在形式上成为后冷战时期国际行为的一种规范,但是,关注「第三者」,影响「第三者」与上述规范事实上也是互为补充。值得进一步观察的是,美俄将如何「共同应对」正在崛起的中国。这里的「共同应对」至少包含着两种含义:第一,美俄间相互加深理解中国崛起的现实,旨在推动中、美、俄之间的共同协调发展;第二,西方有人也可能从消极立场出发,把中国的发展视为一种压力来加以防范。

  第三种相互作用指的是思想原则、观念形态与权力、实力之间的相互作用。这里尤其说的是,当今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决策理念与其所拥有的实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当前的大国间关系,虽然已不再是冷战年代意识形态高度对抗的情景,但是中、美、俄之间还是未能避免一种重新被意识形态化的趋势。上世纪90年代初的历史终结论、民主国家和平论正在变成一种新的东西。笔者认为它似乎正转变成冷战当中的获胜者具有无限扩张能力这样一种新的神话。这种新的神话至少包含下面几个意思:

  其一,西方民主国家的任何对外行为,都可以简单化为自由、民主原则的扩张。事实上,从学术上说,从法国着名学者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 )一直到当代的学术界,都没有办法证明这种牵强附会。相反,托克维尔从来认为:一个国家的内部制度与其对外政策之间没有某种固定的联系。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欧洲系主任卡莱欧(David Calleo)认为,事实上,无论是从康德(Immanuel Kant )的「永久和平论」还是亚当。斯密(AdamSmith )的自由市场经济思想都无法推导出「民主国家和平论」4.哈佛大学教授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在其《资本主义的精神》(The Spirit of Capitalism)中提出一个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全球系统形成过程当中,民族主义不光像韦伯(Max Weber )所认为的那样,起着一种形成内部认同的作用,它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也起着推动作用。所以,民族国家利益、民族主义有时是可以以自由民主这样一种形式出现的。因此,「九一一」之后美国式民族主义的崛起是相当值得关注的现象。

  其二,迷信强权,认为军事暴力手段可以解决所有複杂问题。在「九一一」之后的美国决策理念中,可以明显地发现崇尚权力的「现实主义」理论原则正在发生决定性的影响。据笔者的观察,这样的「现实主义」大体上有三种表现:

  第一种可称之为「乐观的现实主义」。如《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 )杂志主编克劳瑟麦(Charles Krauthammer )所提出的那样:「九一一」所带来的强烈震荡使民众大大强化了对民族国家利益与安全的心理认知,并且这种心理认知具有超越国界的扩张性,因此只要美国敢於显示实力就能取得成功5.

  第二种可称之为「悲观的现实主义」。也即为着名的现实主义者布热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所尖锐指出的:不能相信欧洲盟国和俄罗斯会真心与美国组成「反恐联盟」。上述的每一方不过是利用美国反恐怖行动的需要而各有所图而已。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多半只能以单干的方式进行反恐怖6.

  第三种可称之为「历史的现实主义」。美国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也许可被视为这一种思潮的代表人物。沃尔福威茨曾於近年发表长文,提出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既定秩序捍卫者」的民主英国遭到了作为「对现存秩序挑战者」的「正在崛起的权威主义的德国」的发难,因而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沃氏以此比附当今的中美关系,直言中国是「现存秩序的挑战者」7.布什政府竞选期间及尔后一再把中国作为「潜在的竞争对手」对待,并扩大对台湾的军售,与沃氏理念有着直接的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九一一」事件后一个多月,沃尔福威尔茨在《远东经济评论》(FarEastern Economic Review )的一篇访问中改变了调门。他在谈到中国未来发展后果时,明确地表示:「中国经济增长越快,军事就会越强大……军事上强大了并不一定意味着军事扩张。」尤其有意思的是,沃尔福威茨反而批评道:「历史悲观主义者说,一百多年前,德国与日本强大起来以后就是走的这条道路。我认为,历史不一定非要重演不可。中国的经济增长使它具有巨大的军事潜力,但是经济增长也使和平与中国利益息息相关。」直到2002年5月29日,沃尔福威茨甚至在华盛顿外国记者中心的会议上明确声明:「美国反对台湾独立」。

  无论是「乐观现实主义」、「悲观现实主义」,还是「历史现实主义」,总的倾向是强调「九一一」后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强权原则。虽然,这种强权原则在某些情况之下也会侧重於强调均衡、强调联盟──如沃尔福威茨在「九一一」之后的言论变化,但是这一点不妨碍实力原则对美国对外战略的决定性作用。与实力原则的至高无上性相适应的是,追求本国安全的绝对性,以及相信光凭单边主义的行为方式就可以建立起新的国际秩序。人们经常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也许要再补充一句,绝对的优势也可能导致绝对的混乱。

  其三,与当代国家间关系的重新被意识形态化这一问题相关,当前西方媒体乃至学术界一个相当普遍却又相当含混的表述是:某某国家可以「融入西方社会」或者「成为西方社会的一员」。比如,在美俄关系的讨论中,上述命题就曾经成为判断美俄关系前景的主要根据。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像俄罗斯这样雄踞欧亚大陆文明结合部辽阔地带的前超级大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融入」西方。

  自彼得大帝以来近四百年学习西方的漫长历史过程中,虽然俄国社会经济发展深深打上西方的烙印,但是,俄罗斯始终没有被「融入」西方或「变成」一个西方国家,这是一个不得不令人思考的历史背景。历史地看,也许学习西方是任何非西方文明背景国家的改革家、政治家孜孜以求的真诚愿望,但是,学习西方毕竟不能等同於可以把一个带有深厚本土特徵与历史惯性的国家或民族脱胎换骨地变成一个「西方国家」。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十年转型」历程也可证明,那种简单化、理想化的「改造」俄罗斯计划之所以失败,关键就在於一开始就存在着类似於上述命题的不切实际的空想。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普京总统推动与西方调整关系的关键时刻,在去年年底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俄罗斯民众在大体接受普京外交调整的同时,仅有11%的人接受今后俄罗斯的发展以西方模式为取向,而70%以上的民众表示,俄罗斯的未来发展应以带有俄罗斯本土特徵的欧亚模式为取向。虽然上述民调不排除民众对普京外交转向的理解还有待深入,但多少可以看到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变动与其内部社会经济发展取向之间还存在某种相对的独立性。特别是像俄罗斯那样的大国,即使在对外政策上出现了重大调整,但就其内部发展来说是不那么容易被「融入」和被「改造」。甚至就在美俄关系得到大幅度突破之后,普京迅速地、紮实地推进了与被称为「邪恶轴心」的伊朗、伊拉克、北朝鲜的合作关系,而且得到了实际利益,这也使得那些认为俄罗斯会「投入西方怀抱」的预言者大跌眼镜。

  三结束语

  「九一一」之后的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俄三国相互关系包括欧洲所起的作用,是朝向协调互利,还是互相抗衡的方向发展,这也许是冷战后国际社会发展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虽然,目前中、美、俄三边关系中面临着若干共同问题,可提供发展相互关系的基础,但是并非不经过艰苦的努力、不遭逢曲折甚至倒退,就能够自动地转化为和谐协调的相互关系格局。这里牵涉到如何理智地处理好当前三边关系中所出现、同时也是不可避免的若干不均衡状态。

  从根本上说,当前国际社会的最不均衡态势在於独大的力量格局与缺乏国际体制支撑这两者之间的鲜明反差。美国学界若干权威人士已经对此公开表示深切的担忧。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 )今年2月间於《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撰文表示,「美国鹰正在往下坠」。於是人们惊呼由80年代肯尼迪(Paul Kennedy)《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of the Great Powers )所引发的争论如今正在重现。轰动一时的《凯恩斯传》(John MaynardKeynes)作者斯卡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重提二战后初年的美英争端,直言「美英特殊关系」之存在主要并非在於共同意识形态,恰恰因为两者实力差距悬殊,意在警告不要迷信所谓的「反恐联盟」;甚至连当年最为乐观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最近针对日益加深的美欧矛盾公开发表文章,宣称:「西方民主开始分裂」。新保守主义者卡冈(Robert Kagan)最近也在卡耐基基金会《政策评论》(Policy Review )上发表的长文,痛陈美欧之间已经「不存在共同的世界观」,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上述警告未必危言耸听,多少反映了问题的严重性。

  当然,回顾整整一部国际关系史,还是有着若干历史的借鉴。十九世纪为甚么会出现一个维也纳体系?为甚么会出现维也纳体系之后所谓的「百年和平」?当时的局面与当前相比并不是没有共同点。用非常简约的、省略了许多複杂因素的一句话来表达:十九世纪的维也纳体系时代和今天冷战后的国际社会,都是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这三者几乎同时并存的一个时代(当然这个社会主义不是导致苏联垮台的那种「社会主义」)。这三种主义、三种倾向相互作用的一个历史状态,是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共同点。尽管今天形势有了很大变化,而且产生了种种複杂的因素,情况不完全一样。尽管美国独一无二的霸主地位影响深远,但不可忘记的是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棋局》(Grand Chessboard)中所言,美国是当今最大的、也是最后的一个帝国,美国要努力学会与欧洲、中国等大国在今后若干年中平起平坐。单纯的多极抗争未必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前景,但多种文明背景下的多元发展理应是符合人类生存状态的一种将来。因此,这里表达的一个关键意思是,十九世纪欧洲的基本结构是多极化。也就是说,欧洲当时是处於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及自由主义三种趋势并存的情况,是不是由於多极化力量结构的存在导致了「百年和平」呢?如果是这样,那么在具有某种相似历史背景的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尝试推进国际社会的多元化发展以实现和平的目标?这就是本文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註释

  1;2见2002年6月1日《人民日报》网上版(www.people.com.cn ):普京总统专访。

  3卡莱欧(David Calleo)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九一一」之后的大国关系」国际研讨会上的演讲。

  4David Calleo,Rethinking Europe's Fu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 ,2001)。

  5"After September 11:A Conversation",The National Interest,no.65-s(Thanksgiving 2001):66-71.6Zbigniew Brzezinski ,"New Age of Solidarity ?Don't Count On It",Washington Post,2November ,2001.7Paul Wolfowitz ,"Rememberingthe Future",The National Interest,no.59(Spring 2000)。

  冯绍雷教授;1982年华东师范大学毕业;1986-87年前苏联留学;曾任华东师大人文学院院长;现任华东师大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俄罗斯研究中心主任、亚欧研究中心主任。着有《制度变迁与对外政策》、《一个欧亚大国的浮沉》、《国际关系新论》等书。

  《二十一世纪》(http://www.cuhk.edu.hk/ics/21c)《二十一世纪》2002年10月号总第七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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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年第6期p35~44  「文章日期」2006-08-15  「作者简介」董晓萍(1953—),女,辽宁省大连市人,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教授。北京100875;  「内容提要」在过去北京旧城寺庙研究中,大都假设有一个具有自我社会功能的中下层寺庙群,它们由政府系统和宗教系统管理,政府管理系统的变迁引起宗教管理系统的变迁,但这种研究忽略了寺僧本身的能动性。实际上,从对北京史志、民国寺庙档案、公私合营前铺保资料、寺庙碑刻和口述史的综合研究来看,寺僧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一批中下……去看看

我国制度变迁与教育资源分享中的公平问题

原载《当代财经》2005年第11期  「作者简介」李瑞娥,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教授;  李伟群,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03级硕士研究生。(陕西西安710061)  「内容提要」教育资源作为准公共产品,对其利用形式上的公平极有可能掩盖了实质性的不公平。我国在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对教育资源的分享表现出了严重的城乡差异,至于公共领域的教育产权有一部分被有着特殊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的人所攫取。本文沿着我国制度变迁的轨迹,从教育资源分配中的非均衡视角,试图对我国教育资源分享中的公平问题进行一些理论探索。  「关键……去看看

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非税收入:基于省级财政数据

原载《世界经济文汇》2009年第5期  摘要:本文就中国的财政分权问题和地方政府非税收入两者间的作用机制进行研究,主要结论是:第一,收入分权程度提升会减少地方非税收入比例,而预算内支出分权程度提高则会降低非税收入比例,但后者没有前者那么显著;但是就预算内外总支出分权而言,它会提高非税收入比例;第二,相比之下,东部地区的分权程度比较显著地减少了非税收入比例;第三,提高地方财政收入自有度,减少纵向财政不平衡会减少非税收入比例;第四,非税收入比例和经济发展水平呈现近似的倒U 型关系。  关键词:财政分权;非税收入;预算外收入;……去看看

如何推进公共预算改革

主持人:盛洪主讲人:蔡定剑评论人:杨志勇、贾俊雪、温来成盛洪:天则经济研究所双周论坛的历史很久了,今天是第401次学术报告会,我们有幸请到了蔡定剑教授。蔡教授现在在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他在宪政研究方面颇有成就,写了很多文章,做了很多呼吁。最近,蔡教授又发表文章对暴力拆迁提出了批评和建议。同时,他还关心宪政建设,包括财政的相关问题。政府职能的发挥要依靠财政的正常运转,所以财政在中国非常重要。这里的问题是,公共财政是取之于民的财富,政府应该如何利用公共财政更好地为老百姓服务。钱并不是到了政府手里,就能自动实现……去看看

中国国务院(政务院)机构变迁逻辑

原载中山大学《公共行政评论》2008年第1期  内容提要:本文在量化基础上对建国以来国务院机构变迁所做的整体分析,试图回答以下问题:(1)1949年以来国务院机构规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不同性质的机构在规模变化上有什么不同?(2)1949年以来国务院机构发生了哪些变迁事件?不同性质的机构的变迁程度如何?(3)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迁?变迁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本研究的结论是,运动式推进、经济体制改革驱动、政府与市场关系与政府与社会关系双重维度的调整是理解1949-2007年间国务院机构变迁逻辑的三个角度。  关键词:国务院;机构变迁逻辑;1949-2007……去看看

关于美国协商制定规章程序的分析

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协商制定规章法》(Negotiated Rulemaking Act,以下简称《协商法》),对试验已近十年之久的协商制定规章程序予以正式法律认可。1996年,国会又以《行政争议处置法》(Administr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Act)再次永久性地批准了《协商法》。 然而,早在80年代初就已开始的关于协商制定规章程序合理性的争论,并未因立法者的明确意志而尘埃落定。相反,原先较为稀少的反对意见,在法案成型之后,却呈激增之势。在一个举世公认行政程序法体系比较完善的国家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新的程序,以及这个程序引起了哪……去看看

北大真大?

据说,“我的朋友”胡适之当年初到北大任教时,一次讲课,提到某一种小说向来没有人说过作者是谁,一位学生站起来说,有人说过,见什么丛书里的什么书。胡博士对此大为惊讶、赞赏,情急之下,蹦出一句“北大真不愧为大”的感叹。后来,这句话随着胡博士的名满天下而成为人们熟知的名言,并几乎成为对昔日的北大的一句定评。  昔日的北大确实“大”,因为这里有足以让北大人自豪、骄傲的一流的学者(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周作人……)和学生(傅斯年、罗家伦……),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恢弘气度,有民主、科学、自由的现代理念,有唯……去看看

关于英国自由党百年沉浮的几点思考

内容提要:本文指出,在有组织的对抗中失利,缺乏战斗的意识形态,并未能在关键时刻抓住时机,是造成英国由贵族政治转向大众政治后自由党百年沉浮的主要原因。并通过对自由党命运的分析,认为现代英国政治又重新成为了一种“游戏”政治,各种政党只求执政的工具性日益突出,其原则性区别基本消失。  关键词:自由党,政治组织,意识形态,政党机器  国内外学术界对英国自由党衰落的原因一直十分关注,其基本观点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类:第一,自由党所信奉的自由放任国策遭遇到了危机;第二,工党的兴起加速了自由党的衰落;第三,20世纪初英……去看看

进一步转变政府经济职能

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入世”接轨的要求相比,目前我国的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还存在一些不适应的地方,还存在比较突出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的现象。一方面,不该由政府管的事情政府插手了,如政府部门直接干预企业人事安排和内部管理,过多地参与直接生产经营活动,地方政府和企业一起争上市、争投资项目等,政府职能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或代替了企业和市场的职能。另一方面,中央和地方之间、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的职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重复,机构“重复建设”带来政府管理行为的不合理交错、重叠。同时,应当由政府完成的事……去看看

双向法治秩序与基本人权体系

当代国际人权法和各国宪法都有关于基本权利的规定。其中,不同的分类方法和规定方式体现出不同的基本权利体系理论和思想。基本权利体系论在国外已逐渐成为宪法学者和政治学者所关注的新的研究课题。基本权利体系论之所以重要,因为它反映出对法治秩序的性质、内容和结构的基本看法以及在宪法学和其他部门法学重大问题上的根本立场。在我国,学界虽然已认识到法治国的重要性和基本权利体系的存在,但对基本权利体系与法治关系的理论研究尚属薄弱环节。本文旨在根据传统仁学的基本思路,并在转换和改造的基础上提出双向法治秩序的……去看看

回溯1000年

公元2000年,一个新的千年纪元。人们不应该忘记,对佛教徒来说,这是佛历第2544年;对穆斯林来说,那将是伊斯兰教历第1378年;对古代中国人来说,他们用天干地支计算历法,每60年一个轮回。世界上还有许多其他纪年方法,公元纪年起初只是基督教历法;如今,这种历法成了全世界公用的历法——“公历”了,这从一个视角反射了过去一千年里人类历史的一道轨迹。   那么,过去一千年里发生了什么?发生得实在太多了! (一)   公元二千纪(1000年)开始的时候,人类的多数聚居于四大文明地区,即欧洲的基督教地区,西亚北非的伊斯兰教地区,南亚东南亚的印度……去看看

澳大利亚行政法中的程序公平原则

作为普通法国家,澳大利亚并没有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这并不等于澳大利亚行政行为没有任何程序标准和原则,议会制定的各类部门法大多都规定有各机关适用的程序规则,普通法院的法官苦心经营百余年,通过判例也创制了一系列程序规则。它们包括听证规则,反对偏见规则,说明理由规则,证据规则等。以上规则构成了澳大利亚行政程序的主要内容。在这些众多的程序标准和原则中,最重要的当数程序公平原则(The Procedural Fairness )。该原则来源于普通法上的自然公正原则(The Rule of Natural Justice)。强制行政机关作出影响公民权益的决定……去看看

中国如何走出土地困境

原载《香港传真》No HK2009-09  土地问题始终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全局性战略性重大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中国历代王朝更替﹐几乎都是由於失去土地﹑吃不饱饭的农民起义推翻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被称为土地革命﹐主要也是因为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平均地权”﹐赢得了农民的支持﹐才取得的胜利。所以解放后头一件大事就是进行土改﹐让农民分得土地﹐以稳定政权。30年后﹐1979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也仍然是从农村包产到户开始﹐让农民重新得到了土地支配权﹐从而解放了生产力﹐才出……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