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主观能动性的认识、发挥与其实践历程

内容提要:毛泽东一生的实践历程与其对主观能动性的独特认识、发挥、运用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他一生中的不同时期对主观能动性的认识、理解、运用也是有区别的。青年毛泽东对于主观能动性的认识是非自觉的、不全面的;甚至还未接触“能动性”这个术语;参加革命后的毛泽东开始对主观能动性有了科学的认识,并且以艺术大师的神笔将其精髓融贯于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画卷之中,其匠心独运的神韵令人折服;晚年毛泽东在理论上对主观能动性的认识更加系统、科学,但在实践中却作了过分借重的处理,酿下了不幸的悲剧。

关键词:毛泽东 主观能动性 实践

主观能动性,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一个重要内容,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根本依据之一。人的主观自动性的客体范围无限广阔,而就其主体外延范围来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意识能动性和实践能动性。意识能动性,指主体认识的能动性,表现为多方面:其一表现为主体的认识从现象到本质的飞跃上;其二表现为主体从认识事物的第一本质到第二本质、第三本质等的不断飞跃上;其三在于它为实践活动提供观观念模型。实践能动性的表现更是丰富多采,它创造了“人化自然”,它为人类提供了一个新的存在方式、生产和生活方式,它的作用是通过人的活动才实现的。这种活动自然是在人的意识指导下有目的、有计划进行的因此,广义上的意识能动性就包含有实践能动性,正如列宁所言:“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

无产阶级革命是人类史上最具彻底性的革命,因而其艰巨性也是空前的。这就要求无产阶级必须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采取一切灵活的策略去战胜敌人,达到自己的战略目标。所以,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强调要以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马克思、恩格斯是这样,列宁、斯大林也是这样,而毛泽东对之更是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毛泽东的一生之所以充满传奇色彩,就在于他能于破烂危殆的局面中开启出7一个新中国诞生,在于他能不断地战胜各种艰难险阻而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在于他的一些言论、行为与正常的逻辑定式相悖。所以,人们才生出这样的感慨:研究不尽的毛泽东!与之相对应,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喜怒哀乐、衣食住行就成了人们关注的热点。很多人希望从毛泽东身上汲取一种于已、于国、于民有益的精神营养。毛泽东为什么能够那样巍然矗立、为什么能够那样乐观自信、为什么具有那么大的宏伟气魄、为什么晚年又那样屡屡失误?事实上,毛泽东的这些人格特征都与他对主观能动性的独特认识、发挥、运用有着密切的联系。本文将就毛泽东一生的实践历程与他对主观能动性的认识过程之间的关系作一番研究。



青年毛泽东生长的时代恰是国势日蹙:山河支离破碎,列强横行无忌;人民贫病愚昧,社会动荡不安;民族危亡的警钟时时在进步的知识分子中鸣响。在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新进的西学的双重感染下,毛泽东和无数热血青年一样,孜孜不倦地在知识的大洋里苦苦地游弋,力图从中找出救己救民的良方妙药。在湖南一师的五年半中,毛泽东从未放弃过这种追求,然而他的思想境界却始终没有跳出时人囿困的藩篱,深深地印上了个人英雄主义、唯意志论等唯心主义论点的痕记。此时的他并不知道“主观能动性”这个术语,但他的思想、主张表明他非常重视能动性,他是不自觉地倡行能动性,不自觉地阐发自己对能动性的见解。

倡导“个人中心论”的唯心利已主义。他提出“我即宇宙”2“我即实在,实在即我。我有意识者也,即实在有意识者也,我有生活者也,即实在有生活者也”3。把整个物质世界的存在与否看作是个人意志的结果,把个人夸大到决定一切的地步,显然与陆象山的主观唯心论和唱应合,并无二辙之分。以此为基点,他提出了一条彻底的以自我为目的的行为方法,把自我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我固万事万念之中心也,故人恒以利我为主,其有利他者,固因与我为同类有关系而利之耳,故谓不可不利他可也”4。他以为,只有利己主义者,也最具真理性,其余一切都是虚无的,“实行利已主义者,念虽小犹真也,借利他之名而行利已之实者,则大伪也”5。他坚决反对利他主义,鲜明地指出:“利他由我而起点也,利他与我有关系也。谓毫无己意纯以利他为心不可也”6。在接受了泡尔生的这种唯心论后,他进而把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的精髓也加以自如地发挥:“予思吾儒家学说,乃是以利己主义为基础,如‘天地之道造端乎夫妇’之言,‘先修身而后平天下’‘先亲亲而后仁民爱物’可以见之”。所以,他得出结论:“以我立说,乃有起点,有本位,人我并称,失却本位。”7

他怀抱擎天之志,时时准备投报社稷,常以“少年学问寡成,壮岁大志难酬”自勉。然而,在那样的主导思想支配下,他用以导行立身的准则,自然脱不了唯心主义的衣钵。他有极坚强的毅力和决心,极富革命精神,敢于向世俗挑战:“或以道德律为出于神之命令,而后能实行而不唾弃,此奴隶之心理也。”他不信鬼神,却又把人自身作了另一极端的强调:“服从神何不服从己,己即神也,己以外尚有所谓神乎?”8。因此,在他的修身内容中,最最关心的是内心的磨练。他鄙夷物质生活中的豪华富足,认为:“乐利者,人所共也,惟圣人不喜躯壳之乐利,而喜精神之乐利,故必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9。日常生活中,他也因此而励行做到“三不谈”―――金钱、琐事、女人。他主持创办的新民学会即以“革新学术,砥砺品性,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会员必须奉行“五戒”―――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这些言论都企图从人的品性方面着手来改造社会。综观该时期毛泽东的言行,全然绳之以主观唯心论,厚重精神,看重个人意志,不畏险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斯言斯语,透放出一种强烈的豪迈气慨!但以理性的眼光考察斯言斯语的逻辑结果,实在难以杜绝唯心主义意志论的滋生。

与讲究心、性的修身说相适应,青年毛泽东在探测社会病瘤和找寻变世之路中也企图从心、性方面着手。针对国贫势弱之状,他认为其中原因在于“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他深深痛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大声疾呼“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希望以此作为改造社会的根本途径。此种见解于当时的中国确有启蒙思想、开化风俗、催人奋发的积极作用,但从人性的角度来诊视社会问题的病根,无视经济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从而把改造社会的基点放在人情风俗上,其归宿必然是历史唯心主义。

个人英雄史观在青年毛泽东的思想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他把人的本质理解为“有理性之动物”,把“宇宙之真理”当作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本原,认为“予谓人类只有精神之生活,无物质之生活,试观精神时有变化,肉体则万年无变化可以知也”10,“观念造成文明。诚然,诚然”11。因此,他主张从改造精神生活入手来改造物质生活,所以人们第一位要做的事情就是掌握“宇宙之真理”,因为“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洁,遍地皆污”12。故而他急切地呐喊:“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堵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13。

他把一般下层民众一概称为“愚人”“小人”,认为他们“不得大本”、“缺乏高尚之道德”,“终日在彼等心中作战斗者有数事焉,生死一也,争利一也,毁誉一也”。他们做事全无主见:“如墙上草,风来两边倒,其倒于恶,固偶然之事,倒于善,亦偶然之事”。这些人在他看来都不足以担当拯救民族危难的重任,只不过是一群被大圣大贤所怜悯、同情的对象,而只有大圣大贤才可把中国从黑暗的沼泽地拽向光明的大陆:“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三界现象”14。他特别崇拜大圣大贤的“上智者”,膜拜孔孟:“如孔子之百无不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孔孟对答弟子之间,觉不能理,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15。

最终,他得出结论:“愚以为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比如大纛一张,万夫走集,雷电一震,阳噎皆闻,则沛乎不可御矣”16。他恳切希望这些“大气量人”能以“慈悲为心”来对待“小人”,“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以救世之心来拯救“小人”。联系到当时的实际,他把“大气量人”化为具体的人物,认为“俄之托尔斯泰者”能“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赞赏“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17。

无论是个人中心论,还是英雄史观,都过份地强调了人的能动性的作用,把人的能动性作为一种无尽的力量源泉来开发。毛泽东的这种认识直到“五四”前后才发生变化。



1918年8月,毛泽东从湖南来到北京,在北大当了半年多的图书管理员。在北大这样思想自由、信息发达、朝气蓬勃的环境里工作,自然使得毛泽东的眼界大为开阔,这对他知识的增长、思想的变化无疑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我们现在缺乏足够的资料说明毛泽东在这半年多时间内思想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只能确定毛泽东已经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并对之发生了兴趣―――这一点可以从毛泽东从北京回到湖南不久所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得到体现。在该文中,他首次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分析贵族、资本家、平民阶层产生的根源,并且正式提到马克思是鼓吹平民大联合以对抗反动统治阶级的“很激烈的”一派的首领,以赞赏的口吻提到了十月革命――“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委办政府,红旗军东施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动容”。这些言语表明毛泽东已经开始接受唯物史观。但此时的毛泽东仍然有一种不自觉的推崇能动性的倾向,他的“天不要怕,地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的豪言壮语虽显现了一个敢作敢为、朝气蓬勃的新青年的无畏气慨,同时这种“什么都不怕”的观点又十分容易滑向唯意志论的边缘。

众所周知,毛泽东于1920年底已经基本上成为共产主义者了。他主张走俄国式道路以改造中国,主张建立共产党,并明确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从建党到大革命失败,共产党的事业虽则轰轰烈烈,但整个党内对于马列主义的理解是不够的,至于如何发挥马列主义理论的能动性以推动革命进程、取得最佳的革命效果,全党更是了解不够。毛泽东当时对于什么是能动性,以及能动性与革命的关系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认识。但他在实践中已开始注意培养革命者,提高革命者的素质。他花费了极大的精力创办各种革命性学校,如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农民夜校、农民运动讲习所、自修大学等,藉此较快地提高革命者的思想素质、理论水平,以推动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他还非常重视保护革命者的积极性,当着有人对他倾力关注的农民运动有所非议时,他毫不客气地加以猛烈地回击,写出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无论是提高人的思想素质,还是保护人的积极性,都是为最大限度地将能动性作用于实践准备条件。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许多共产党人还沉浸[MSOffice1] 在悲痛、愤怒的气氛中而没有对此次失败的原因进行深刻的反思之时,毛泽东及时地做了这项工作。在“八七”会议的发言中,他从四个方面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这四个方面全部属于党的政策范围,即对待国民党政策问题、农民问题、军事问题、党的组织问题,根本没有作客观方面的分析。这种分析方法属于以主观方面为出发点的思维方式。毛泽东此时的行为是不自觉的,反映了他头脑中有一种习惯于从主观能动性角度考察向题、指导行动的思维定式。

在1937年7月撰写的《实践论》一文中,毛泽东第一次以文字的方式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能动性问题的见解:“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个飞跃”。与重视主观能动性的思想逻辑相一致,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提出事物发展过程中“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从“内因是根据”的原则来考察中国革命,就会使那些因当时中国革命形势恶劣、武器装备落后、人数少等内在不利条件的存在而对革命前途抱悲观态度的人抛弃错误思想、坚定革命信念,使他们认识到只要共产党内部团结一致,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中共的革命事业就一定能战胜艰难险阻,取得最终的胜利。不过,如今有人对此结论提出了质疑。质疑者认为,该结论把内因的作用无限夸大了。虽然在一个确定的系统内,系统的水平越高,内因所起的作用就越大,但任何系统都必须从外界摄取物质、能量、信息,才能使自己的熵不致增高。笼统地说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不符合系统存在与进化的事实。18 我认为,毛泽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出发提出的内外因理论,是合乎科学实际的,因为对于一个革命家、政治家的理论的评判必须更加考虑到具体的历史条件。

1939年2月毛泽东在一封信中第一次鲜明地表示了自己对主观能动性的态度;“又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19。 毛泽东是反对观念论哲学的,但对其注重主观能动性却表示了深深的钦佩和赞赏之意,他看到了主观能动性在鼓舞士气、增强斗志、克服困难、争取群众方面有着巨大的作用,他深知恶浪汹涌、险滩密布的中国革命只有充分发挥千千万万民众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所以,他在制定政策、方针,决定实施某项计划时,都认真地考虑这些方针、政策、计划是否能够有助于发掘人的潜在能动性,使之推进中国革命进程。无论是井冈山时期确立的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原则,还是延安时期开创的整党整风运动,其目的都是要从主观上消除一切消极因素、提高主观素质,使能动性的作用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毛泽东第一次对“能动性”这个术语加以阐释是1938年5月。在此时发表的《论持久战》一文中,毛泽东对“能动性”作了如下解释:“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20,并且强调“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从这个观点出发,他一再要求军队要重视政治工作,要重视发挥广大士兵的能动性,只有这样,才能克服物质条件上的劣势,“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关注……就不能激发官兵最大限度的抗战热忱, 一切技术和战术就不能得着最好的基础去发挥它们应有的效力”21。实践证明了毛泽东的这个认识是正确的。抗日战争中,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在困难重重的情况下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就是广大军民充分发挥能动作用的结果。

解放战争中,面对人数、装备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队,毛泽东以豪迈的气慨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口号。这个口号的立论基础就在于人是一切实践活动的实行者,人的能动性之发挥大小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口号的提出反映了毛泽东相信主观能动性的作用是广阔的。如果从纯理论角度来分析这个口号(把一切技术、物质上的优势视为“纸老虎”),似乎有悖唯物主义原理。但向题的关键在于当时国民党物质上的优势从总体上看只是一种量的状态,而共产党物质上的劣势还没有劣到通过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还不能加以克服的地步。

从1921年创立共产党,经过第一次大革命、十年内战、八年抗战、三年人民解放战争,中共领导的革命从无到有、从一轮轮低潮涌向一波波高潮,最终取得了震惊世界的胜利。这场革命的胜利,是科学理论运用于实践的结果,是执行了正确的战略策略的结果,是千千万万民众、革命者艰苦奋斗、勇于献身、善于拚搏的结果。一句话,这场革命的胜利是广大中国人民的能动性得到了充分发挥的结果。毛泽东就是调动这千万人积极性、能动性得到充分发挥的大师,他使革命者们的主观能动性极其巧妙地运用到革命实践中,造成了革命者的主观能动性和革命的客观实际的有机结合,使得主观能动作用在广阔的客观规律作用范围内游刃有余。毛泽东作为一个政治家、革命家、战略家、鼓动家的天才正是在这场革命舞台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摆在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面前的重要任务是如何在改造自然界的基础上改造人类社会,以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毫无疑问,从事如此艰巨、复杂的伟大历史工程,不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是无法完成的。当然,笼统地讲,人类的任何活动都要借助人的能动性,那种纯粹的拒绝发挥能动性、完全听天由命、无所思想、无所活动的人是不存在的,只不过不同的人们对能动性利用程度的高低有着差别。正因为能动性在人类生活中无所不存的特性,使人类对之存在的反应便有着三种不同的方式:一是不自觉地发挥之;二是自觉地利用之;三是有意识地限制其功能的发挥。第一和第三这两种反应方式都不是一个具有成熟文明、富有理性的社会里的产物,取而代之的是第二种反应方式。因而,在一个文明、理性的社会里人们普遍看重能动性的发挥。当然,能动性起积极作用的范围是有限的,在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内,它是积极因素;反则反之。

应该说,在建国初期,毛泽东对于这个简单的道理早已熟知如巷语,故而他当时并没有立即实施那些美妙、宏伟的工程,而是审慎地、清醒地设计着通往理想目标的路基。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所面临的任务的艰巨性,他有着清醒的认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气力的事情”22。在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中,甚至还没有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写进去,因为当时的党中央认识到“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23。同时,毛泽东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间规定为二十年。1952年9月,在中央书记处一次会议上,他又提出:“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1953年他提议公布的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一化三改造”。这些表述反映了毛泽东建国前后一段时间对于能动性发挥、利用上的慎重态度,他没有企图通过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来迅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设想。但是,抗美援朝战争后,毛泽东的思想开始发生了激烈的变化。朝鲜战场上我军超乎意料的节节胜利,除了大振中国人民的斗志外,也极大地增强了他们战胜困难、藐视一切敌人的信心,潜意识中无度地抬高了对主观能动作用的认识。这种群情激奋、捷报频传的氛围使得本来就富于浪漫气质、豪情满怀的毛泽东不由自主地受到了强烈的感染并使之发生了升华。这一点首先表现在他对新民主主义认识的迅速转变上。还在1951年2月,毛泽东对建设社会主义仍认为是“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24。仅仅一年半后,他却屡次强调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以最快的速度促成了这个总路线的公布。而在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所规定的三大改造任务时,又突破了原来的“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的限制,仅用三年就实现了三大改造。这种一环紧扣一环的速决战,典型地表明了毛泽东对能动作用的过度认识。为此,他甚至对邓子恢的“稳妥论”作了严厉的批评。邓子恢对于农业合作化,强调要坚持以客观条件的可能性为前提,即以生产需要、群众觉悟、干部领导能力作为前提。而毛泽东强调首先改造生产关系,他担心人民群众的激情不能释放出来、从而妨碍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因此,他要为群众充分发挥积极性、创造性营造一个良好的政治氛围,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潜能。所以,他一而再地称颂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农民是那样热情又很有秩序地加入这个运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过去人们认为没有办法对付的,现在也有办法对付了”25。他认为,当时存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现在的问题是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因此, 要不断地批判那些确实存在的右倾保守思想, 就有完全的必要了”26。他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领导机关“应当爱惜农民和干部的任何一点微小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不应当挫折它”27。在这样的思想的主导下,他对邓子恢主张依据客观规律、稳步前进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指责邓子恢“象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28;批评那些对农业合作化运动过快现象表示担心的人是“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的清规戒律”。他一心要加快农业合作化速度,因为他认为这是调动农民积极性的有效方式。依据同样的逻辑,他认为“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我觉得慢了一点”29、“中国的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应当争取提早一些时候去完成,才能适应农业发展的需要”30。

毛泽东对三大改造期限的规束越来越短,由最初设想的十五至二十年,到最终只花了三年时间,这一结果似乎不可思议。不过,通过上述毛泽东对该问题思考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并没有明确规定将三大改造的时间缩短至何时,只是从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积极性、制止人的惰性的角度出发来要求加速三大改造进程的,后来的结果也是毛泽东始料末及的。但这种立竿见影似的效果却使得毛泽东在获得一份意外欣喜之余,更重要的是大增了他对自己指导社会主义建设能力的信心,自然也膨胀了他对主观能动作用的认识。这种认识发展的直接结果,就是大跃进运动的肇始――一场于后人看来近乎荒诞的闹剧。

毛泽东于1957年11月在莫斯科提出的“赶英超美”这样激情澎湃、振奋人心的口号,绝不是他一时的兴致而来的妄言,而是基于抗美援朝、三大改造这些活动的迅速胜利的事实之上的。这些出乎意料的巨大成绩没有理由不促使毛泽东对其中的原因加以认真的分析,分析的结果自然不能归功于物质条件的优越,而只能主要从人的因素、人的能动性方面才能得到一个当时人们共认合理的解释。所以,毛泽东相信,人的能动性尽管是受制于物质条件的第二位因素,但它的作用范围却是广阔的,绝不可以过去的常规去认识它、限制它。一种美好的理想之火在他的心中燃起:只要鼓起全国人民的干劲,充分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中国有可能在短期内彻底改变面貌。因此,他猛烈地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那样的稳妥、常规的经济工作方法,主张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大跃进就是在这种氛围中诞生的。运动之初,毛泽东意气风发、信心十足,“我们现在看见了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人民群众在生产战线上这样高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国人民为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在钢铁及其他主要工业生产品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这个口号所鼓舞。一个新的生产高潮已经和正在形成”31。大跃进热火朝天的共场面强烈感染了毛泽东,“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英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32。在大跃进高潮,毛泽东更是踌躇满志,认为美好的理想社会已经指日可待了。对于工业生产,他以一种宏大的气魄藐视之:“说工业了不起,可难啦,什么科学可难啦,这也是个迷信,就不要信那些。十五年赶上英国,我们是两年基本上赶上”33。对于农业,他持同样乐观的态度:“一九四九年粮食是二千一百亿斤,去年三千七百亿斤……在我们手里搞了八年,只增加一千六百亿斤,而今年一年就可以增加三千几百亿斤,可能是四千亿斤”34。由此,他非常感慨:“世界上的事情有这么怪,不搞就不搞,一搞就很多”35。对于全国基本建设规模,他更是雄心勃勃:“第一个五年计划不到五百亿……第二个五年计划,今年只有二百多亿,明年就可以搞到五百五十六亿,就是一年等于那五年”36。

毛泽东对于大跃进所寄予的厚望和深切的支持,使得这场运动的发展如火如荼,但由于它背离了实际,最终却酿成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当这场灾难开始蔓延时,毛泽东并非一无所知,面对各地所放的亩产几万、几十万斤粮食的“卫星”,他也不可能不察觉到其中的水份,但是从保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出发,从矫枉必须过正这个传统思维方法认识问题,他不能加以制止。当然,他也没有预料到其后果的严重性,只当作是白璧中之瑕疵罢了。所以,他说:“气可鼓而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在满腔热情地保护干部的精神下……批判和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必须顾到改错与鼓劲两个方面”37。毛泽东在这场运动中的真实心理其实也很简单。在他看来,只要各地竞放“卫星”,尽管是浮夸,甚至是严重浮夸,但能够引起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劳动竞赛,结果就形成了水涨船高式的效应:虚夸的数字越大,实际生产的产品数量也必相应增大。如果上级领导对下级所放“卫星”道出怀疑的心肠,当然会使“水份”减少,却使很多人因此而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干,从而影响能动性的发挥,就有可能使那些经过艰苦努力就能够实现的东西变成不可能。

大跃进的失败,使毛泽东认识到搞经济建设是急不得的事情,在这个领域的活动不能象在军事战场上打仗那样,可以通过短期内鼓舞士气,打胜几场战役,就能取得大胜。这种结果也促使毛泽东进行了一定的反思,对于其中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从1960年开始,毛泽东不过一次检讨了自己在大跃进工作中的失误,“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万吨钢……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主张对一平二调问题的账可以不算……如此等等”38、“这几年出现的高指标等问题,总的责任当然是我负”39。在七千人大会上,他承认“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并要求改变经济工作方法,“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而大跃进留给人们最深刻的教训是如何理解、实践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的统一?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作了相当深刻的思考,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并于1963年5月在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稿的修改中,对于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之间的关系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科学地提出了正确处理两者关系应遵循的宏观法则。这些论述表明毛泽东在关于主观能动性与客观规律之间关系的认识上,已经空前的系统、科学。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毛泽东没有对大跃进期间我党的总路线进行反思,而是加以进一步的肯定,只是认为此次失误的原因是具体方法上没有将主、客观科学地结合好。所以,尽管毛泽东在理论上对于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性之间关系的认识达到了很完善的水平,却没有对后来的实践起多大的积极作用。而且,由于主客观结合的第一步是发挥能动性,而能动性发挥到何种程度,又没有一个较精确的量化标准,就容易出现能动性发挥得“过”与“不及”的现象。由此观之,可见得能动性与客观事物之间关系的无穷复杂性,这就增加了人类实践成功地符合客观规律的艰巨性。那些朝气蓬勃、不畏艰险的人,往往通过屡败屡试的实践一次次获得成功,而那些谨小慎微、畏狼畏虎的人则只能安于现状、停滞不前。毛泽东当然属于那种朝气蓬勃、不畏艰险的人,他极其痛恨、鄙薄奉行“无为”思想的“黄老学说”,他喜欢国人热血沸腾、精神抖擞的状态,喜欢那种旗幡招展、万头攒动的热闹场景。而三年困难时期,在严峻的经济形势面前,我们不得不搞了国民经济的调整,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包产到组、到户的“单干风”做法。于是,人民群众表面上的那股大干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劲”儿不见了,由于突出政治、思想斗争而显露出来的人们的阶级仇恨、斗争热情也减退了,这是毛泽东所不能忍受的。毛泽东是个讲求实际的人,但在对于社会主义具体面貌的认识上又有着理想的模式。他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当然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但更重要的是要有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文化结构,要有纯洁的无产阶级道德境界。他对于我国的物质状况很不满意,“我们的基本情况就是一穷二白,所谓穷就是生活水平低……所谓‘白’,就是文盲还没有完全消灭。不但是识字的问题,还有提高科学水平的问题”40。而且,他还不止一次地表达了自己对这种落后状况的担忧,“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41。所以,他急切希望能找到一种能迅速改变这种落后状况捷径,“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步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42。但是,在如何打破常规、确立新规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心中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大跃进的方式已经被实践所否定,新的能迅速提高生产力的捷径还没有找到。于是,毛泽东便把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理想的另一类目标的实现―――经济结构、政治、文化领域的纯社会主义化。所以,自1962年后,我们在文化领域开展了激烈的批判运动,在经济领域批“单干风”,在政治上大搞以纯洁党员、干部队伍,提高群众阶级斗争意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为主要目的的“社教运动”、“四清运动”。而在这些运动中所暴露出来的基层组织存在的问题和中央领导层对有些问题认识上的分歧,又使敏感的毛泽东对他心目中理想式社会主义的前途产生了忧虑(这其中当然有国际背景等复杂的因素),他担心中国人民在思想政治上逐渐松懈、阶级意识日渐淡化,他更担心我们党内已经出现的腐败进一步蔓延,从而导致“党变色、国变修”。毛泽东当然不愿意被动地听任这种现象发展下去,他必须要采取主动、积极的行动根除之。而且,由于传统的社会主义观都是偏向于从伦理的、价值的、精神的角度设定社会主义,而忽视了生产力在其中的重要地位,这也影响了毛泽东把自己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关注的焦点从生产力方面转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于是,他专门成立了旨在推动思想文化战线革命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但他对于如何进行文化革命,内心也无具体的方案。后来,由于广大学生的热情参与,使毛泽东受到了启发,认为可以藉此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创造性,一方面使他们在和平的环境下受到一次直观的阶级教育、思想教育,另一方面也可以冲一冲我们实际工作中普遍存在着的官僚主义、特权主义等歪风邪气。但学生运动的发展与毛泽东的初衷相距日远,令其大失所望。为了不直接伤害广大学生的感情,不得不以帮助学生搞“斗、批、改”的名义,派出“工宣队”进驻学校。此后,他采取的许多行动诸如工农兵上大学、赤脚医生下乡、兴办“五七”干校、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推广“样板戏”、大力提拔工农干部……,哪一个不与同情、支持工农群众,激发他们的革命热情这样的出发点紧密相联?哪一个不带有浓厚的阶级感情色彩和行为激励思想?“文革”一直无限期拖延,直至他去世还没有结束,更不符合毛泽东的初衷。广大群众被发动起来之后,事件层出不穷,而每个事件的出现都反映了一定的群体的呼声和要求,毛泽东对于这种荦一发而动筋骨的事件,往往采取先搁置的冷处理办法。如此,则导致事件积累越来越多,到了“文革”后期,整个中国就象一个封存了几十年的大仓库,需要清理的杂物无头无绪。这些杂物如不及时加以清理,中国这个“大仓库”就有可能被霉烂的杂物侵蚀倒塌掉。毛泽东因此在历史的评功簿上失去了许多分数,留下了历史的遗憾。

追溯毛泽东一生的功过是非,其根源与其对主观能动性的独特认识和发挥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是从他独特的思想方法的角度来看待的,绝不否认在其实践历程形成过程中其它复杂因素的作用。

注释:

1、2、3、4、5、6、7、8、9、10、11、12、13、14、15、16《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69、267、141、143、141、144、230、591、168、168、86、85、87、87、86、86页,湖南出版社 1990年出版。

17《中国系统思维》第2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6年出版。

18《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45页,人民出版社 1991年出版。

19、20、21《毛泽东选集》第477、511、1438页,人民出版社 1991年出版。

22《刘少奇选集》上卷 第435页,人民出版社 1981年出版。

23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1951年2月28日。

24、25、29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1955年12月。

26、27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1955年7月31日。

28毛泽东《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3月5日。

30毛泽东《工作方法六十条》,1958年1月。

31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1958年4月15日。

32、33、34、35见毛泽东《在第十五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9月。

36毛泽东《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作于1959年7月26日。

37、38、39、40、41《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97、261、216、340、341页,人民出版社 1999年出版。

(该文已经发表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作者现为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史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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