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敌伪政权的建立和解体



华北在沦陷期间,日本军国主义者扶持汉奸们在北平成立的伪政权,就其组织形式来看,分为伪临时政府及由它蜕变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两个阶段。如就其时代背景来看,则分为以下三个时期:由1937年12月14日伪临时政府的建立到1940年3月29日宣布解散为第一时期。这一时期的伪政权,是由以王克敏为首的一班汉奸们,在日本军事当局卵翼下拼凑而成的卖国集团。因为那时汉奸梁鸿志已在日本海军当局的支持下组成伪南京维新政府,与伪临时政府处在对峙的局面,王克敏为把这两个伪政权并为一个伪中央政府曾尽了最大的努力,终以受到日本侵华陆海两军事权不能统一的阻滞,两伪府不能实现合流。因此伪临时政府无法与日本签订形式上的同盟条约,只能在日本驻华北陆军当局的策动下作他的卖国勾当,实际上只是具有政府形式的地方维持会。

由1940年3月30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起,到1943年1月南京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前夕止为第二时期。这期间由于驻华北日军,要彻底施行汪精卫与日本签订的将华北划为防共、治安、经济开发的特殊区域和军事上的强度地带的卖国条约,就暂时抛开对日本不十分驯服的政治傀儡王克敏,而用一个极其驯服恭顺的卖国贼王揖唐出常于是在华北展开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屠杀千万爱国人士和无辜良民,抓捕大量工农群众,供给日本作侵华军事的劳役;开发华北矿藏,输出大量的物资、粮食,以充实日本侵华的军事力量;把华北全区造成一个经济贫乏、金融枯竭、民众流离、工农停顿的境地。华北人民在日本八年侵占时间遭受伪政权的压迫、屠杀、搜刮、掠夺要以这一时期最为惨酷。

由1943年1月9日汪精卫伪政权对英美宣战,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止,为第三时期。这期间日本妄图驱使华北民众把抗日矛头转向英美,缓和中日民族间的矛盾,实行参战体制,由冈村宁次赶走了万人痛恨的王揖唐,使朱深维持一个时期的过渡,王克敏再次出场,改组伪华北组织的行政机构,驱逐汉奸齐燮元,展开所谓“东亚解放新国民运动”来建设后方兵站基地。但因人民抗战力量日益扩大,华北资源趋于枯竭,伪组织的汉奸们在经济上、治安上都感到左支右绌。在二年多的时间内,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三 次易人,最后随着日本降服而解体,一群出卖祖国民族的汉奸也全体被逮。

日本设在各沦陷地区的特务机关,是他们指导各地伪政权的组织。1937年10月,日本政府派喜多诚一继松井之后,任北京特务机关长,负责物色汉奸人选,建立华北政权。喜多原任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旅居中国多年,熟悉中国政治、社会情况,与北洋军阀政府的官僚军阀也多有往还。他了解这些官僚军阀在政治上翻云覆雨,毫无祖国观念,并且拥有相当的潜在势力和号召能力的分子,就针对着这一特点,定出选拔伪组织组成人员的标准:(一)元首须以曾任总统、总理的一流人物任之。(二)政府首长须以曾任总理、总长的一 流人物任之。(三)选拔标准:(1)素无抗日言行,又非二十 九军出身者;(2)有相当资望而反抗国民党者。

在组织伪临时政府时,因未得到可以充任总统一流人物参加,故由建立到解散,始终是一个所谓虚位元首的政权。至于伪临时政府的行政、议政、司法三委员会的委员长王克敏、汤尔和、董康,和前后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王克敏、王揖唐、朱深、王荫泰等,都曾任过北洋政府的总长,其资格也都符合喜多订的选拔汉奸的标准。

各地区的汉奸头子,都须依靠一个日本特务机关长作他的后台老板,才能稳坐汉奸宝座。如影佐之与汪精卫,喜多之与王克敏,原田之与梁鸿志,森冈之与齐燮元等等。因之日本特务机关长的进退,也影响到伪组织政治局面的更迭。而从各汉奸在伪组织内掌握的实权方面,也能反映出后台老板对他支持的程度。1940年4月北京特务部部长喜多去职,王克敏也随之下台。日本政府派原特务部次官森冈升任部长,以盐泽清宣为次官。森冈是齐燮元的靠山,盐泽则是王揖唐的支柱,因为齐不曾任过北洋政府的总长,在华北方面也没有吴佩孚的威望,不符合喜多的选奸条件,就以王揖唐继王克敏为委员长,但大权逐渐落到齐燮元手内。到了朱深任委员长时候,齐燮元就更狂妄骄横、不可一世了。



日本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对华北伪政权的建立,要根据他的选拔标准确定人选后,再定伪政权的组织形式,以使人地相称。喜多认为那时住在平津的官僚军阀适合他的理想人物,为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等三人,计划以靳或吴任总统,如二人同时上台,则分任总统、副总统,以曹汝霖为总理。因为靳曾任北洋政府的总理,在华北军政人员中,还具有相当威望;吴虽为头脑简单的军阀,但在华北还有一定影响,很可利用他来号召一般杂牌军队,参加伪府;曹汝霖则是一个老牌的亲日分子,叫他担任伪府实际责任,当然可以收到人地相宜的效果。同时这三人都没在国民党政府任过职务,也从未与国民党接近,由各方面衡量,都符合他的选奸条件。经过分头接洽之后,靳云鹏用“礼佛有年,无心问世”的话辞谢。吴佩孚说:“我诚不能与国民党合作,但也不能在日本保护下治国。如必须要我出山,则须日本退兵,由我来恢复法统。”因此与日本对他的要求不合,未能达成协议。

曹汝霖则因与喜多及另一特务土肥原都为旧相识,他们不断往来,对参加伪组织的问题,他既不敢公然拒绝,但一经考虑到他自己过去卖国行为时,更不敢再给自己加上一层罪戾,只用“愿以在野之身,赞助新政权的成立”的话与喜多等周旋。正在举棋不定的时候,蒋介石给他写来一封亲笔信,对他说了一些勉励的话,并嘱他不必离开北平,因此曹才决定不在伪府担任实际职务,而思“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

另有一部分失掉民族气节的分子,在“七·七”事变以后纷纷来平,企图投靠日本,组织敌伪政权,进行卖国勾当。

原任伪满洲国外交部大臣的张燕卿因那时伪满将外交部缩小为外事局,降低了他的地位,愤而离职,由日本绕道来平活动。喜多因张过去任天津县长时,为了搜刮民财,标卖天津城厢义地,华北人民对之积怨甚深,已不能用作号召沦陷地区群众的工具。张后来只在日本军部支持之下成立了新民会,自称副会长,推选王克敏为名义上的会长。蛰居在大连的陈中孚,也于“七·七”事变后,潜来北平,企图成立敌伪政权。那时汉奸江朝宗已在北平成立了维持会,聘陈为顾问。喜多物色组织伪府人选时,因陈曾在国民党政府担任要职,与选奸条件不合,未予罗致。陈随去南京活动,颇受当时的特务机关长原田及后来的影佐支持,但因为梁鸿志、汪精卫等所反对,未能登上汉奸显要地位。

历绾北洋政府财政的王克敏,“七·七”事变前夕,蛰居上海,窥伺时机。这时喜多在平物色汉奸人选,未得要领,最后要以王克敏来作傀儡。喜多于1937年10月间到上海,通过与王素识的日本人山本荣治向王表示,欢迎他北上组府。王以“兹事体大”致电南京政府的宋子文,转向蒋介石请示,宋复电谓“奉委座谕,北平事可请叔鲁维持”。王遂到上海与喜多、山本同机来平。

山本荣治原在中国习法律,后在青岛经商,与国民党政府的孔祥熙、陈立夫及上海的帮会头子杜月笙、王晓籁等私交都厚。伪政权成立后,聘为顾问。王克敏每到日本机关接洽事情,都偕山本同往。因王希望山本给他拉拢“国民党诸要人归附新政权旗帜之下”,喜多也指望山本“埋首于中日局面之打开”。不料1938年山本随王去日本宪兵队,在归途中被国民党派来的特务所击毙,这是后话。

王克敏抵北京后,即纠集董康、汤尔和、朱深、王揖唐、齐燮元等,在北京饭店成立了一个以朱深为主干、俞家骥为幕后军师和原北洋政府二等官僚祝书元掌握日常工作的“政府筹备处”。

日本人对王克敏的认识是有治事长才,并无群众威望的一个政客;他在原北洋官僚军阀眼中,也只是一个帮助北洋政府聚敛民财起家的人。因此只能把他作为伪政权中的责任者,而不能当作“能够转移华北人民仇视日本”和“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惠然归附到新政权旗帜下”的得力人物。而王克敏权衡当时的局势,也很愿意替伪政府找一个名义上的“元首”,负政治上的实际责任。于是他一面筹备伪府的建立,另一方面与齐燮元、高凌雨尉、王揖唐于12月初两次去津,继喜多之后再请靳云鹏出山。在伪临时政府成立的头一天(1937年12月13日),他尚在天津与靳云鹏研究组织伪府的问题。

伪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是由王克敏、朱深等抄袭英美国家三权分立、责任内阁的方案而制定的,以行政、议政、司法三个委员会分掌“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的职权。初步计议,在行政委员会下设立内政、财政、治安、教育、法制各部,总长由行政委员会委员兼任,另设外务、实业、交通各局,作为行政委员会直属机构。

王克敏在与群奸安排总长人选时,拟以王揖唐担任内政部总长。不料这个“七·七”事变以前即与日人勾勾搭搭、北平刚刚沦陷即与日军司令官梅津在京北汤山秘密策划卖国行动的巨奸,对参加伪府所持的态度,是既要从伪组织中攫取实权,又要少负卖国的责任,他强调灾区需要救济,提议设置灾区救济部。此议当时已在群奸中通过,后来王克敏窥破他这种行径,是在政治上避重就轻,就宣布救济灾区是一项临时任务,不应设立专部,只可成立救灾委员会,作为行政委员会的附属机关。可是王揖唐又不肯屈居群奸之下,彼此争辩不休。这群汉奸们对于伪政权的“设官分职”,等于集体分赃,不愿因过拂王揖唐意见妨碍组织伪府进行,遂折衷了二主的争端,给王揖唐设了一个赈济部,掌握赈务、农贷与内政部门所应管的卫生行政,与其他各部并列为行政委员会成员之一。原拟设立的内政部缩小为内务局;同时由于财政部总长无适当人选,也缩小为财务局,连同原拟设置的外务、实业、交通各局成立一个行政部,由王克敏以伪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兼任总长。

在喜多邀约靳云鹏设立伪组织的时候,曾约定以何丰林长军事。王克敏北来后,认为何不是他的理想人物,拒何加入伪府;但因何那时已组成了一批军队,就派他为政府卫队督练,而以齐燮元为治安部总长。王克敏最后提出以汤尔和长教育、朱深长司法,在群奸中均无异议通过。

在当时的汉奸群中,最使王克敏伤脑筋的,是如何处置曹汝霖的问题。曹与靳云鹏、吴佩孚不同。靳、吴如同意参加伪府,是充当伪政权的首脑,楼上盖楼,与王克敏的利害冲突不大;曹汝霖一旦下水,则对王很有取而代之的可能。因曹过去在北洋政府的地位和治事的能力,恰与王克敏旗鼓相当,若论与日本人的关系,则又在王克敏之上。不但那时的王克敏把曹看成是蹲在他身边的一只老虎,随时有把他吃掉的可能,即后来的王揖唐在他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时期对曹也是表面上表示尊敬,内心中感到惴惴不安。在筹议伪组织期间,王克敏探讯曹的意见,曹当时透露,他自“五 ·四”运动去职以后,决心不再过问政治。王遂按照他话中含义,在伪政权建立之后,给曹设了一个建设委员会,作为伪临时政府直辖机关,不必参加行政会议,在政治上处于超然地位,企图以这个“位尊而多金”的地位,对曹表示怀柔。

不料曹对王的这番美意,既不欢迎,也不拒绝,仍用“愿以在野之身赞助新政权的成立”的轻描淡写的话来推托。曹在当时以为如向王坦率说明决不参加伪府,王将为了使日本对曹绝望之后,加深对他自己的信任,而向日本透露,曹从此将在日本面前失掉他具有历史根源的亲日“威望”;因此只有用若即若离态度,虚与委蛇,使王对他捉摸不定。果然王在伪府成立之后,聘曹为最高顾问,月赠公费2000元。原给曹拟订的建设委员会方案,则缩小了组织范围,改为建设总署,把署长的官阶定为简任,派了殷同担任,归伪行政委员会直接领导。



伪临时政府原定于1938年1月1日成立,但由于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本军事当局认为这是国民党政权的溃灭,接着建立华北伪政权,在政治上具有新陈代谢的意义,于是通知汉奸们提前于12月14日在北京怀仁堂成立。这一群汉奸虽然登上了他们的傀儡舞台,但因为筹备尚未成熟,仍把对外办公的日期,推迟到1938年元旦。

这一天他们颁布了卖国的宣言,发表了伪府的组织人员,并公布恢复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卿云歌为“国歌”。

由于伪临时政府只是在华北日本军队策动下组成的卖国集团,并未在形式上与日本政府建立任何协定的关系,也就没有一套政治纲领。在他们颁布的“宣言”中,只是根据当时现状,首先揭发“国民党焦土抗战之非”,接着说了些“反对拾共产党之唾弃,为党权高于一切之邪说”,因而“要湔除污秽党治,绝对排除共产主义,发扬东亚道义”的鬼话。因为要减少英美等国对伪府建立的阻滞,在宣言中,又作了要“辑睦邻邦,凡以前政府对外义务,业经公诸国民者,临时政府代负其责”的姿态。

他们公布的伪府组成人员的名单是:

临时政府委员汤尔和、董康、王克敏、朱深、王揖唐、江朝宗、齐燮元、高凌霨,常务委员王克敏、王揖唐、董康、齐燮元、朱深;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行政部总长王克敏(兼)、治安部总长齐燮元、教育部总长汤尔和、司法部总长朱深、赈济部总长王揖唐;议政委员会委员长汤尔和;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

在日本侵入华北初期,北平、天津两市的日本特务机关,曾策动两地汉奸,组织地方维持会。北平维持会主席为江朝宗,他还兼任北平特别市市长;天津维持会主席为高凌雨尉,并兼任天津特别市市长和河北省省长。王克敏早就轻视这位“三定京师”的“江宇老”,而江的后台老板松井特务机关长又被调往张家口工作,就在伪临时政府开始办公之后,通知伪北平维持会自动解散,同时撤销了江的市长职务。江在伪府筹备期间,曾以维持会与王克敏讲交易,要与王以合流形式,保留他的势力,但为王所拒绝,除了予江一个空头委员外,其余自周肇祥以次的维持会汉奸都被摈弃。

王克敏派余晋和任北京市长。余原任国民党政府的厦门市长,王用不没收余在青岛开设的纱厂作为交换条件,拖余下水。北平市伪公安局长原为潘毓桂,王克敏要把华北首府的警权放在自己亲信手内,便派余晋和兼任。因为潘在那时还有日人在背后撑腰,王令高凌雨尉专任河北省长,腾出天津特别市长一缺,改派潘毓桂继任。江朝宗因为王克敏夺去了他的衣食利禄,愤恨交加之下,演出一幕插曲。他在去职前夕,下了一道命令,将全市商捐取消,企图从财政上给后任添上一重障碍。第二天报纸上发表了商会因这件事感激江的新闻,伪市府日籍顾问查询后,才知道是江搞的把戏,曾拟追究责任,后来经过伪市府诸奸为江缓颊,并向商会追回原令,才把事情平息下去。

日本侵入山东、河南、山西各省时,也都扶植当地汉奸,成立了地方维持会。伪临时政府建立后,就着他们以原机构改为省署,到1938年6月都改组完成。伪府便派原任各省的维持会会长分任各省省长。山东省为马良、河南省为萧瑞臣、山西省为苏体仁。

伪临时政府统治华北的行政区域,随着日本侵华军事的进展,逐渐扩张到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省及北京、天津、青岛等三市。

伪府初步组织完成后,王克敏又采纳齐燮元提出的用恢复法统名义、劝诱曹锟上台的意见,派齐去津,连续访曹三 次,结果仍为曹所拒绝。那时日本特务机关与王克敏政权,因为“元首”问题到处碰壁,就转移目标,进一步策划临时、维新两伪府的合流问题。

曹锟于1938年4月病逝天津。伪临时政府要造成社会上对曹人格的错觉,派人前往吊唁,并筹议由伪府举行“国葬”,但又被曹家属拒绝。因此那时迁往汉口的国民党政府对曹特予明令褒扬,赠给“华胄忠良”匾额一方,并追赠为陆军上将。

日本政府在伪临时政府组织完成、华北省市伪政府也相继成立之后,随着也把魔掌伸入伪府内部。但在那时日本政府还不愿以直接干涉华北政治的方式出现,而是通过与伪府签订“政治技术指导协定”的办法,派遣顾问用所谓以“日本进步的行政、法制、军事的技术由侧面来指导华北的政治”。1938年4月,日本派以汤泽三千男为首的行政、法制、军事顾问三名驻在伪临时政府,并派来辅佐官15人,分驻各部。这些人从表面上看,还不像日本派往盛市、县政府的顾问,张牙舞爪地凌驾在伪盛市、县长之上发号施令,而是很安详地坐在他们的办公室内,作所谓顾问工作。王克敏为了避免伪职员和他们发生意见上的摩擦,曾通知各部门不准与他们接洽公务,顾问们如调阅案卷,也须经过王的批准。

各顾问与伪职员公开接触,在八年时间,只是他们到职那天,由王克敏介绍与大家见面;还有1945年8月15日王荫泰向伪职员们宣布日本投降时,有他们在常因此伪府职员们还以为伪府有它自己的行政主权而沾沾自喜,并且有时向盛市政府伪职员自鸣得意。这些神经麻木、失掉民族气节的伪职员在当时绝未意识到这些顾问是从“侧面”抓住各项设施重点,订出计划,经过特务机关,制成方案,交伪府执行。

早在1937年5月29日,日本陆军省就通过了发展军火工业的五年计划,规定把大批主要工业企业改为军需生产,大量地制造军火。日军侵入中国后,近卫内阁又于1938年3月制定了国家总动员法,进行生产统治措施。他们要在利用华北物资的基础上,把日本和伪满洲国的工业变为统一的战时经济整体,指派华北日军当局的平生醩熑捎胪蹩嗣舾萑*华经济提携原则,协议开发华北资源与控制华北矿产问题。于是在华北设置日华经济协会,作为开发华北资源的综合决策机关,下面设置华北开发公司,把原设在华北的华北交通公司和其他的株式会社都收为它的子公司。

伪组织为了用行政力量推进各公司在华北“开发”事业的进展,于4月1日把原属于伪行政部的实业局扩充为实业部,以王荫泰为总长。

前面说过,伪临时政府只是由日本的侵华军队扶植的一 批汉奸组织的卖国集团,不是中国整个沦陷地区的统一政权,还不能与日本互派名义上的大使,事事须仰承华北驻军的鼻息。因此王克敏要把临时、维新两伪府合流,组成一个统一 的伪中央政权,以便直接与日本政府相勾搭。

日本对华军事是以陆军侵略华北,以海军侵略华中,临时、维新两伪府就是他们陆海两军压榨中国人民搜刮战略资源的工具。王克敏提出两伪府合流意见时,日本陆军当局因为侵华是以华北为基础,逐步向华中、华南进展,如果建成统一政权,当然要以伪临时政府为主体,而将维新政府撤销,对陆军更有便利条件,就支持王的意见。可是南京的日本海军则以为把中央政府设在北京,他们将不能直接控制;汉奸梁鸿志等也因为私人利益的关系,不愿与华北合流。1938年5月王克敏曾去东京,希望日本政府予以支持,但日本的陆相坂垣也因陆海两军的事权不能统一,当时还不能实现中央政权,嘱王再与维新政府磋商。王返国后约梁鸿志在大连商谈,结果仍未能协调一致。梁只承认先采分治合作的办法,决定设一中介机关,作为统一政权成立以前的过渡机构。1938年9月22日在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政府联合会”,由双方各派委员三人组成。临时政府派出的委员为王克敏、王揖唐、朱深,维新政府派出的为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下设秘书、政务两处,以李宣威、夏奇峰分任处长。

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发出所谓号召和平的艳电,两伪府都意识到汪的企图所在,发出响应电报,各方面的视线也都集中到汪伪政权的出现,因而冲淡了王克敏策动伪府合流的野心。

华北群奸因在北洋政府中沉浮已久,各具一套尔虞我诈、树党结援的所谓处世之道。他们在彼此接待之间笑脸逢欢,恭维备至,而暗地里却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王克敏及他的亲信朱深、王荫泰、汪时璟、殷同等认为王揖唐卑劣无耻,便不断在工作上、生活上明显地或暗地里与他摩擦。王揖唐在政治上陷于孤立,为了避免正面的冲突,常以“王顾左右而言他”的方法滑脱开他们的攻讦。1938年10月间,王克敏决定充实伪府机构,就是二王的矛盾由内心里的暗斗,发展到表面的明争的开端。

王克敏在组设伪府之初,虽窥破王揖唐要在伪组织中以超然地位,攫取政治实权的阴谋,但那时内外环境对自己尚不是完全有利,不得不暂时从权,而因人设官,为王揖唐成立赈济部。这时他看到日本侵华军事不断向前进展,国民党政府也在筹议西迁重庆,就乘机提出充实伪府机构方案。同时向王揖唐提出请他改任内政部总长的意见。王揖唐意识到,这是王克敏对自己的政治压力,但如果推托,以王克敏手段之毒,城府之深,很可能以伪府明令将赈济部裁撤,使自己陷入更被动的境地,于是不露声色地同意了王克敏的提议。由这时起,王揖唐因为个人已开始从正面担任伪府一部分行政责任,就揭开了他的伪装面目,公开地抢夺政治地位和人个权利,不似此前欲擒先纵,扭捏作态,与王克敏的矛盾也更日趋激化。

王克敏的充实伪府机构案通过后,首先裁撤了他自己兼任总长的行政部;把原属于行政部的内务局与王揖唐任总长的赈济部合并改组为内政部,任王揖唐为总长;原赈济部主管的赈济、卫生事务则分设赈务、防疫两个委员会,都由王揖唐兼任委员长,归伪行政委员会直辖;把原属于行政部的财务局扩充为财政部,任联合准备银行总裁汪时璟为总长;原属于行政部的外务、交通、情报各局归行政委员会直接领导,作为该会内部机构。这次伪府充实机构,实际上是王克敏组织伪府时的初步方案,因那时王揖唐要就轻避重,才使现在多费一重裁并、增置的周折。

10月1日内、财两部同时成立,王揖唐在就职时,还装出一副兴高采烈的面孔,说了一些现任内政部总长是第二次,在北洋政府担任内务总长时年仅39岁,但以“未曾任过亲民之官为平生憾事”来自我解嘲。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以所谓还都的形式成立,根据日汪协定以“华北为国防上经济上的设定日支之强度地带”在北京设置“华北政务委员会,继承临时政府既成事实”,伪临时政府于3月29日自动宣布撤销。



由于中国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日益强大,武汉沦陷以后,日本侵华军事即陷入胶着状态。日本近卫内阁在1938年12月发表了调整中日邦交的三原则,企图诱使国民党政府投降,缓和他本国人民厌战的情绪。汪精卫抓住这个机会,于12月18日由重庆逃往河内,嗣后发出艳电,要以近卫的三原则为基础,向日本乞降。日本内阁为了处理中国建立伪中央政权问题,成立了一个以近卫首相为委员长的对华事务委员会,将汪接往上海。日本政府为了与汪洽商奴役中国的条件,在上海设立了以影佐为首的影佐特务机关。

日、汪两方提出的议题,内容差别极大。汪精卫是醉心于国都、国旗、伪政权的组织机构和他的国民党问题;日本则着重于华北特殊化、蒙疆实行高度自治、各要塞屯驻重兵和开发华北资源、控制华北经济等问题。协议一时不能达成,影佐就改变了商谈方式,针对着汪精卫的既要卖国求荣、还要摆出一副正经面孔,建成一个与日本对等政府的幻想,有时对汪恭维,赞扬他为爱国人士,相与慷慨激昂一番;有时变和蔼为凶狠,并在口风上向汪暗示,如不能达成协议,将把汪向日乞降真相对世界公布;更有时为了使汪接受某种条件,装出涕泗横流的丑相。影佐用这种威胁利诱、软硬并施的卑劣手法,终于使汪俯首就范,于1939年12月29日在上海与日本签订了由日本一手包办的日支关系调整要纲。这就把中国整个主权和领土全部出卖与日本,特别是把日本为了防共而设定的“军事强度结合地带”的华北,划为防共、治安、经济开发的特殊区域;同时还把旧黄河以北的河南地区拨归华北管辖。

汪精卫为了便于日本防共和协力于治安及搜集情报,允许日本“将所要之军队屯驻于华北各要地”。对于“华北的资源尤其对于埋藏地下资源之开发与利用”,“中国基于共同防共及经济上之见地,应与日本以特别之便利”。最后还允许“为了华北与日、满两国在国防上、经济上为强度结合之特要性,并继承原临时政府的既成事实,和对日满地方的处理,设置华北政务委员会”。

汪精卫在他与日本签订的要纲中,承认华北政务委员会有下列的特殊权力:(一)关于共同防卫,尤其防共与治安之协力事项之处置。(二)关于经济提携,尤其埋藏资源之开发利用及日、满华北间物资之处理。(三)关于航空、铁道、通讯及主要海运协力事项之处置。(四)关盐税收入剩余及统税收入,暂时附于华北政务委员会。(五)海关邮电之管理与营运。(六)陇海路之管理。(七)特任官以外的官吏任免。

(八)与日满间随地方的处理而发生的外交事项。

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占中国所采的步骤,是吞并满蒙,独占华北,封锁华中,控制华南。他们使汪精卫组织名义上是统一政权,是要利用他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投入卖国集团,促使重庆蒋介石政权早日溃灭和在国际上打开一条有利于日本的外交路线,同时还要利用汪政权的建立来缓和日本人民的厌战情绪。日、汪签订的“日支关系调整要纲”,既明定华北地区仍保持其特殊地位,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继承原临时政府的“既成事实”,并且承认伪蒙疆政府有其广泛的自治,而为高度的防共、自治区域。这充分说明,日本允许汪精卫所组织的中央政权,只是就原维新政府所辖地区扩大了其组织机构,增置了一些叠床架屋的骈枝机关,并未能突破日本政府所谓的“分治合作”的范围,达成他在艳电中的主张。同时汪在伪府筹建一年之中,于号召国民党人方面,并未起到任何作用,这更使日人降低了对他的估计。

1939年9月,汪精卫在王克敏到南京参加与梁鸿志组成的“中华民国政府联合会”的时候,要求他们参加汪的中央政权,筹备于10月9日建立伪中央政权。王、梁当时拒绝参加,王克敏并向汪表示,他对中央政治会议的人事和人数的分配都不同意。因此汪把伪政权的建立推迟到1940年1月1日。在当年11月间,日本以日支关系调整方案,尚未达成协议,国际间还未对汪政权的建立予以谅解,又把伪政权成立日期推迟到1940年2月22日。2月,汪召集王、梁在青岛会谈,王、梁仍主张前议,并反对汪精卫要在华北设置中央政治会议华北分会意见,坚持“关于纯正国民党及修正之三民主义在汪政权具备全华性格以前,不助长其流入华北,而努力于新民会及新民主义之普及”。汪伪政权的建成,又不得不向后推延。

王克敏、梁鸿志为什么敢于阻滞汪政权的建成呢?事实的真相是,他们两人只不过是喜多、原田的传声筒,而喜多、原田听命于日本军部:日本军部对汪政权的建立,要看国际形势是否对他们有利。在日支关系调整要纲于1939年12月29日签字后,日本军部原打算先使汪政权于1940年2月22日先行建立,再通过外交手续,取得德意两国的承认。偏在这时,汪的党羽高宗武、陶希圣由上海逃往香港,公布了汪与日本签订的亡国条件,致使苏联、英、美对于日本的关系更加恶化,又不得不推迟伪府建立的日期。但日本因为汪精卫的卖国集团渴望早日粉墨登场,不好令影佐出面阻止,遂令喜多、原田与王、梁扮演了一出以讨论华北特殊化的议题来延宕汪政权建成的双簧剧。

日本侵略中国,除了要占领中国的土地外,另一企图是要用中国地方作为他的防止国际共产主义的屏障。在日支调整关系要纲中,把蒙疆、华北设定为所谓国防上、经济上的日支军事强度结合地带,把长城以北地方,完全划作蒙疆领域,而把旧黄河以北属于河南省部分划归华北。汪精卫于要纲签订之后,以为华北在以往虽无明确管辖地区,但在概念上、习惯上都为冀、鲁、晋、察、绥等省,并不包括河南,特向日本要求,仍拨归他的伪政权管辖。而日本之所以这样主张,是要以长城线、石太线和陇海路作为对苏用兵战略上的三条防线。双方争论结果,日本虽表示让步,同意汪政权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中,规定华北管辖地区为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及北京、天津、青岛三市,但在事实上,日本因为防共的军事部署的关系,不肯把陇海路交给汪政权,仍由日本设在北京的华北交通公司管辖。同时日本更援引要纲规定的由华北政务委员会“继承原临时政府既成事实”一语,照旧由华北管辖河南省境,历任伪省长如萧瑞臣、田文炳、邵文凯等也都是根据临时政府的既成事实由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任。直至日本投降,华北伪组织解体,汪伪政权也未能管理河南省境。

日本政府对汪伪政权的建成,于拖无可拖的情况下,允在1940年3月30日成立。3月中旬王、梁参加了汪的伪中央政治会议,就华北特殊组织达成了协议。其内容为伪临时政府及伪中华民国政府联合会自动宣告解散;在伪中央政府成立同时,根据王克敏提出的名单,由汪政权任命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军事方面另设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部;司法方面以原最高法院改组为中央最高法院华北分院;各机关的特任官由中央政府任命,简任官由华北政务委员会先行派代,提请中央政府任命,荐、委两级则由华北政务委员会直接委派。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职权是:

(一)在中央政权获得国际承认、而能充分发挥中央政权机构职能以前,照旧维持原临时政府现状。

(二)以原临时政府之行政区域为华北政务委员会的行政区域。

(三)外交权属于中央,但保留与日满两国处理地方问题之权限。

(四)货币暂为联银券,俟中央银行成立,再考虑必要对策。

(五)关于思想,华北向以新民主义为基本思想,应积极使其浸润和新民会之普及。

(六)关于纯正之国民党及修正之三民主义将不助长其流入。

(七)华北关盐统税机关由华北管辖,收入方面以关余50%、盐余70%及统税全部归华北,以关余50%、盐余30%归中央。



1940年4月1日,王克敏根据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发表的人事,宣布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群奸再次粉墨登常委员长王克敏及常务委员六人、委员九人,都是原临时政府各委员会的委员。以下设内务、财务、治安、教育、建设五总署,各置督办一人,分掌政委会的政务;并设政务、秘书两厅,为政委会内部机构。委员长、委员、督办都为特任,厅长简任或由委员兼任。内务总署由原内政部改组,因原任总长王揖唐被王克敏等排挤参加汪伪政权任考试院长,督办一 职,由王克敏兼任。财务总署由原财政部改组,以原任总长汪时璟改任督办。治安总署由原治安部改组,以原任总长齐燮元改任督办。教育总署由原教育部改组,以原任总长汤尔和改任督办。因汪精卫要在形式上把司法行政归他的中央直接领导,未设司法总署。原临时政府司法部撤销后,部内职员分发政委会及各总署任用。实业总署由原实业部改组,以原任总长王荫泰改任督办。伪临时政府原在行政委员会内设有建设总署,那时是作为直属机构,署长殷同也为简任伪职,现在把它扩充为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建设总署,地位与其他总署相等,督办一职,由殷同升任。政务厅是以原属于伪行政委员会的外务、情报、交通、审计及新设的法制等局组成的,由朱深以委员兼任厅长。秘书厅是以原行政委员会的秘书厅改组的,下设文案、事务两处,以祝书元为厅长。在军事方面设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部,以齐燮元为总司令。

此次原伪临时政府的议政、司法两委员会,因华北无这类机构,于伪华北政委会成立后解散,议政委员会委员长汤尔和改任政委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任政委会委员,两会的职员则分配给各总署任用。

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是:委员长王克敏,常务委员王克敏、汪时璟、齐燮元、汤尔和、王荫泰、殷同,委员朱深、董康、王揖唐、苏体仁、余晋和、赵琪、江朝宗、马良、潘毓桂。

在伪国民政府公布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中明定关于防共、治安、开发华北资源、调节华北经济及对外物资需给关系,都可在“中央法令规定范围内为便宜之处置”。同时由于条例还规定华北政务委员会“受国民政府之委托得处理对外关系之地方事件”,日本政府既可理直气壮地把在华北实施的每一个残暴行为都作为“地方事件”,指挥他的驻北京大使,以外交方式策动华北政务委员会去执行,而华北汉奸们也可以明目张胆地作他们日本主子的鹰犬。

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使用的国旗是加有“防共和平建国”标志的青天白日旗,北京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在汪、王、梁青岛会谈时,曾唆使王克敏拒绝青天白日旗在华北地区悬挂。伪府建立之前的南京会谈时,王虽同意了在华北使用,可是日本军阀却以青天白日旗是他们侵华战争的对象,不愿重见于华北地区,于1940年3月底通知伪北京市政府转知市民仍以五色旗来庆祝伪国民政府“还都”。伪市长余晋和未敢决定,向王克敏请示,王知道这是日本驻军消极抵抗汪伪政权建立的一种露骨的表示,通令伪华北盛市政府以五色旗为新民会会旗,在青天白日旗未及普遍制成以前,以五色旗庆祝国府还都。五色旗遂得未因伪临时政府解散而消灭,仍树立华北地区,嘲笑汪伪政权的诞生。

王克敏在参加汪精卫召集的青岛、南京会谈的时候,他和梁鸿志都对日本方面负有借着扩大华北特殊职权问题故意延宕汪伪政权建成的使命。梁因为自己与华北的关系不大,伪府建成后他仍须受汪的领导,就把自己装扮成为一个帮衬角色,不过分地坚持日方意见。王克敏却在每次会谈,如涉及国旗、汪党流入华北、在华北建立政治分会和陇海路的管辖权等等问题时,都与汪争得面红耳赤。他还讥讽汪说:“你应当向我请教。跟日本人处事,应虚与委蛇。日本人难缠,你同他条件谈得再好,他到一定时期,也能翻脸不认帐。”王又同周佛海私下说:“我们60多岁的人,做汉奸没几年就死了,汪何必把一些青年人拖下水呢!”周也把这话告诉了汪精卫。

汪在汉奸群中总是板着一本正经的面孔,自己总以为是“党国元老”和具有自己主权的“国家元首”,最反对人家讽刺他是汉奸。王克敏的话,他认为是对他人格上绝大的侮辱,表示极端痛恨。这两个头号汉奸就因为卖国的观点不同,发展到极深的私人成见。汪政权成立后,王克敏私心惴惴不安,就向汪提出辞职的要求,汪当时还作一番形式上的慰留。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因为青岛、南京会谈的一幕,喜多虽未出场,但汪已明了他是幕后的导演者。为了避免喜多与汪政权在政治上的摩擦,将喜多调回本国。在这以前,北京特务机关已改为华北联络部,由喜多为部长。喜多去职后,日本派联络部次官森冈升充部长,另派盐泽继任次官。喜多是王克敏当汉奸的唯一支持者,他俩是用双簧剧形式一表一里地干着危害中国人民的勾当。当时人们曾给王起了一个“喜多王”的外号,意思是说,以王的躯壳装入喜多的灵魂。森冈在他任联络部次官时,不断地受王在话语上的顶撞;现在作了联络部长,是王的直接上司。这使王感到除了汪精卫对他施加种种压力外,又由于联络部的人事变动,调走了一个后台老板,升上来一个正面敌人,这样双重压迫,更加剧了他下台的决心。1940年6月7日,汪政权发表准王辞去本兼各职,推选为伪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和伪国民政府委员,任命王揖唐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常务委员和内务总署督办。

汪、王、梁会谈时曾决定汪政权的五院院长由伪临时、维新两伪府各占一席,维新政府是由梁鸿志出任伪监察院院长;临时政府由王揖唐出任伪考试院院长,实际是被王克敏排挤出去。

王揖唐本来把北京作为他的政治生命的摇篮,在华北群奸压迫之下,无可奈何地去南京就任伪职时,仅把他的亲信夏肃初一人带往任秘书长,而把另一亲信汪济艭留在北京,作卷土重来的准备工作。

王克敏在下台之先,汪精卫与日本华北联络部长森冈洽商,双方提出二名“委员长”候选人。森冈提出靳云鹏、曹汝霖,汪精卫提出梁鸿志、王揖唐,最后权衡结果,以靳、曹都不愿出任,梁鸿志在华北历史关系不深,双方都同意王揖唐;联络部次官盐泽曾因某种关系,对王信任较切,更是大力支持王的北调。

王揖唐在南京布置重回华北条件成熟以后,即借筹备华北高等文官考试为名,来北京部署一切。6月8日接到汪的命令后,9日即往伪政委会接任,随着就发表人事。因兼政务厅长朱深事前即表示与王克敏同进退,同时也不肯屈居王揖唐的僚属地位,改派祝惺元为政务厅长,把原任秘书厅长祝书元聘为顾问;派瞿益锴以原文案处长暂时代理秘书厅长,以待他的亲信夏肃初在考试院交代清楚后来京继任。政务厅所属的各局,只是派他的亲信汪济艭为审计局长,其余未动。另派原任伪内务总署秘书罗韵荪为秘书厅事务处长。各总署督办,由于王揖唐不敢也无权更动仍由原人担任。

王揖唐于10日接任内务总署督办兼职,他眉飞色舞地对伪职员们说:“华北政权机构变更之后,委员长一职原是我的。

因为前王委员长未在当时辞职,所以推迟到今天。在前委员长担任本署督办时曾对大家说他是给我看家。今天我又给他来看家,仍希望他重回到他的家来。”言外之意,是质问王克敏“你是否还有回来的那一天”。

伪内务总署署长江绍杰,是王揖唐任内政部总长时约来的应差画卯、旅进旅退的政治偶像,王克敏兼任内务总署督办时,并未把他更换。现在王揖唐把他自己的全部力量放在伪政委会内,要使署长替他负起责任,而江绍杰又不是他的理想人物,遂把他调为政委会顾问,与俞家骥、祝书元二人共同参与他的机要,给他在公文线上伏路把关。署长一职改派原任秘书长吴瓯继任。总务局长王毓霖过去原是王克敏派在北洋保商银行充任经理的一个门客,因不愿再作王揖唐的走卒,办完交代之后,就提出辞职。王揖唐派桂森继任,桂是朱深在北洋政府任职时的管家,王揖唐是要通过他来缓和自己与朱深政治上的矛盾。

过了不久,王揖唐的亲信夏肃初由南京归来,王就把政务厅长祝书元、兼代秘书厅长瞿益锴踢开,派夏以秘书厅长兼政务厅长。经过这一番人事部署,王揖唐感到踌躇满志,现出他穷凶恶极的汉奸丑相。又恐住在华北的一般“元老”在一旁窥伺着他的卖国行动,在1942年3月借口“咨询善政,隆礼耆贤”,聘请于“国家著有功劳及硕学高德之士”王克敏、曹汝霖、靳云鹏、张鸣岐、章宗祥、吴毓麟、龚心湛、曾毓隽等八人为询咨委员,以“应委员长之咨询”。



“八一宇沐仁风,旭日荣徽逮藐躬。春殿从容温语慰,外臣感激此心同。”这是王揖唐在日本华北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一脚踢开他的汉奸宝座以后,把自己称为外臣给他的日本主子“天皇陛下”的一首感谢诗。

由于1943年1月9日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日本要以华北为后方兵站基地,倡议所谓的“努力增产,集中人力物力、精神总力”的口号,以达到他们以战养战的目的。王揖唐在华北三年以来的卖国行为,已使亿万人民恨之入骨,日本认为不能再指望这一汉奸完成后方兵站基地的任务,于同年2月9日通知汪伪政权把他免职。王揖唐于去职那天,还发表了一篇“华北为大东亚建设中心,应担负起来兵站基地之任务,把人力、物力、精神总力供献给日本,个人无论在朝在野,均为大东亚战争而努力”云云,要继续为主子效忠的誓言。

王揖唐所遗的委员长伪职,汪政权派朱深继任。王原兼任的内务总署督办一职派齐燮元以治安总署督办兼任。在王揖唐任伪职期间,伪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因病死去,遗缺由周作人继任。伪建设总署督办殷同也因病死去,遗缺由余晋和继任。朱深上台后只把教育总署督办改为苏体仁,其余督办未动。王揖唐的亲信政务厅长兼秘书厅长夏肃初,随王去职,由朱深派张仲直为政务厅长并兼秘书厅长。后来朱的儿女亲家祝书元为了替他处理日常事务,又代张任秘书厅长。

1942年11月,日本华北联络部改为日本驻北京使馆。联络部原任部长森冈去职,由次官盐泽清宣升为公使。齐燮元因森冈的关系,受到盐泽的赏识,现在趁着华北人事变动机会,便综揽了华北伪组织的军政大权。朱深生性庸懦,在他任职期间,只是齐燮元一个伴食画诺的工具。

朱深跨上华北最高汉奸宝座不久,即得了黄疸病,伪政委会的常委会议即在大佛寺东街他的家中举行,重要文件也由祝书元送到他家决定。6日底他的病势加重,到7月2日死亡。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方面,公推伪财务总署督办汪时艭暂代朱的职务,并向汪伪政权报告。日本驻军对于继任人选,经过一番衡铨,最后通知汪伪政权仍以王克敏为委员长。

王克敏自下台后,即把他在华北搜刮来的古玩、书籍、碑帖、字画、衣服等,从古玩店、碑帖店,找来铺伙数人给装了80多只木箱,连同他的姘妇号称“湖北三杰”之一的妓女小阿凤由路局给挂了三节专用车厢,一并送往青岛。王克敏也随着到那里过着他骄奢淫佚的腐化生活。在王揖唐统治华北时期,仅因出席咨询会议来过北京一次。现在日本军部用飞机把他从青岛接回,重新登场,7月4日汪伪政权电令到京,于5日接任。当时对各部门人事并未更动。

1943年11月,王克敏为了策应所谓参战体制和调整人事,召集委员会议,讨论事前与他的亲信王荫泰、汪时艭、张仲直等商定的改组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方案。在组织机构方面,着重于“活跃经济与发展农业”,将原政委会的政务、秘书两厅裁撤,合并改为总务厅;裁撤内务、财务两总署,于会内设内务、财务两厅;治安总署改名为绥靖总署;裁撤伪实业总署,改设农务总署;把裁撤后的原财务总署职员,一部拨给财务厅,另一部设置经济总署;伪教育总署原盘不动;伪建设总署改组为工务总署,改组后共为三厅五总署。在人事调整方面着重于排除异己,重整阵容。总务厅置长官一人、次长一人;内、财两厅各置厅长一人,各总署仍各置督办、署长各一人。长官、督办均为特任,厅长简任或由委员兼任,署长简任。决定后,即向汪政权提出总辞,并提出新机构名单,汪的伪中央政治会议于11月11日会议通过由伪府发表。当时的组成人员是:常务委员王克敏、王荫泰、汪时艭、王谟、苏体仁。委员长王克敏,总务厅长官王荫泰,绥靖总署督办杜锡钧,经济总署督办汪时艭,农务总署督办王荫泰,教育总署督办王谟,工务总署督办苏体仁。总务厅次长张仲直,内务厅长王荫泰,财务厅长张仲直。

这次改组案中,新被任命的为杜锡钧、王谟二人,被免职的为齐燮元,周作人、余晋和等三人。王克敏在人事调整案中,主要的是为了把齐燮元驱逐出他的汉奸集团。

齐燮元在王揖唐、朱深二人任内,自恃有森冈给他在背后撑腰,从伪组织内部攫取了军事、政治的大权,在盛市地方,扩充私人势力,其嚣张气势早为王所不满。因齐带有军队,为预防他被免职后发生变故,先期把所谓参加曲线救国的汉奸荣子恒部队由山东调驻北京近郊,事前与齐的亲信河北省长杜锡钧商妥由他继齐后任,以分散齐的实力。在10日开会时,齐刚到外交大楼,即由预先布置的卫队,将齐带来的卫兵“招待”于招待室内。王克敏提出改组方案并以预先备好的总辞呈稿着他签署时,齐立时意识到是要拿他开刀,拒绝签署。后来经过王荫泰等劝说,齐才提笔签了齐燮两个字,即悻悻离去。

王克敏在这次改组案内,特为提拔他的亲信张仲直增加了一个委员名额。张在临时政府时期,只是一名秘书,因为他操得一口流利的日语,得到王的倚重。王与汪精卫历次会谈,都由张随之前往;几年来由处长、而厅长,王下台后也随之去职。这次特把他提升为委员,以示酬庸。

王克敏出身于官僚家庭,一生过着狂嫖、滥赌、吸毒的淫靡生活,把自己身体搞得衰弱不堪。这次重来华北更不能支持,又于1944年2月8日去职。汪政权把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变成这样:委员长王荫泰,总务厅长苏体仁,次长祝书元,内务厅长苏体仁,绥靖总署督办门致中,经济总署督办汪时璟,农务总署督办陈曾拭,教育总署督办文元模,工务总署督办唐仰杜,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汪时璟。



1945年8月15日上午9时,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在该会大礼堂召集全体伪职员训话,日籍顾问岩松也出席了会议。王向大家说:“昨天夜里管局长(情报局长管翼贤)送来一份情报,说中日已实现和平,我当时还不信。今天早晨派岩松顾问到大使馆去探讯,大使馆表示对这情报不否认,消息是证实了。我希望同仁安守岗位,还有事情要做,一切责任由我个人来负。我预备把我母亲送到亲戚家住,等中央来人接收清楚后,即向中央请罪。”

伪职员们听到这一段出乎意料的训话之后,都凛然一惊,散会后立时陷入混乱不安状态。有的通过关系寻觅新的靠山;有的利用当时青黄不接,经过一番蜕变,披上一层“接收大员”的外衣重新上场;也有的感到自己罪恶严重,逃往外地。

他们像一群没头的苍蝇,到处乱扑乱撞。最使人骇怪的是无数的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也都从地下钻了出来,趁火打劫,纷纷向伪政权勒索经费。伪政委会那时无法也不敢追问谁是真的北平市党部,几天之内,共支付出八个市党部的经费。

8月17日蒋介石派绥靖总署督办门致中为第九路军总司令,门立时就兴高采烈地与“中央”合流。随着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又打电报把伪经济总署督办、联银总裁汪时璟召往重庆。汪起身之先,曾连夜编制资料及财政计划,经济总署的一部分伪职员也翘起了他们的尾巴。没料到重庆财政部找汪是为了追问联银从民间搜刮来的黄金数目,并不是要借重这位财政专家,汪接着垂头丧气而归。过了几天蒋介石派住在天津的靳云鹏、北平的何其巩为他个人驻平、津代表。何在那时是伪中国大学校长,接到电令之后,认为这是他升官发财的大好机会,立时通知王荫泰给他腾出外交大楼,作为“委员长驻平代表办公处”,并要在混水中摸鱼,向政委会索要开办费5000万元。

这时国民党的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已由西安派他的参谋长王鸿韶到北平设置前进指挥所,王荫泰把日本投降后公款开支情形向他汇报。王鸿韶以何其巩的职务,只是在接收人员未到以前作一些联系工作,绝不需要这样多的款项,向蒋请示,蒋令行营追回。何其巩就把外交大楼粉刷了一遍,报销了这一笔巨款。从此这位代表也就匿迹销声,无颜在汉奸群中摆来摆去。另一个大汉奸的龙套角色伪政会内务厅蒙藏事务处处长关振华,也在一旁看出了苗头,通过地方电台,取得重庆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罗良鉴的同意,率领他处内的职员以张炳如为首,与国民政府合流,接收“七·七”事变以前原在北平设立的蒙藏委员会驻平办事处。后来重庆蒙藏委员会因内部矛盾,波及关振华,将他移送法院以汉奸罪名判处徒刑。

自日本投降之后,各级汉奸都心神不安。后来蒋介石在电台上发表演说,强调对于汉奸罪行的处理是“不论职守,只问行为”。汉奸们听到之后,都认为自己没有作过坏事,在心情上松快了许多。没几天报纸又发表了国民党政府在抗战期间制定的惩治汉奸条例,则是既论职守,也论行为。凡当过特任职、简任职和荐任独立伪职的汉奸,都须按其职守,受当然的检举;在地位上是荐任职但不是机关首长,或者是委任级伪职如有犯罪事实或经人告发,也要受到检举。因之各伪职员的心情又顿时紧张起来,四出奔走门路。这样就给法院审理汉奸时造成贪污枉法的机会。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到平后,即派他的高级参谋卢某接收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王荫泰派总务厅次长祝书元负责交代。王于交代完结后向李宗仁“自首”,李对他说“中央对于汉奸有一个通盘计划,你等待中央处理好了”。

10月6日李宗仁通知军统局局长戴笠逮捕华北高级汉奸,戴当日在北京东城北兵马司汪时璟家中用宴客方式将华北特任级汉奸予以逮捕。在日本投降时,住在北京的特任级汉奸有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王荫泰,最高顾问咨询委员曹汝霖,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杜锡钧,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王谟,财务总署督办汪时璟,农务总署督办陈曾拭,工务总署督办唐仰杜,委员兼北京特别市市长刘玉书,委员兼总务厅次长祝书元,咨询委员兼北京物价处理局局长汤芗铭;担任简任伪职而职务重要的有内务总署署长吴瓯,北京宪兵司令黄南鹏等。这些人除了王揖唐、董康托病住在医院,祝书元因办理交代“有功”李宗仁从名字中给予销除,吴瓯先期逃避,汤芗铭因为汽车发生了障碍未能参加以外,其余都参加了汪宅的宴会。

那次宴会所备的酒席极为丰盛,但这些赴宴的汉奸,因院内军警戒备森严,都意识到宴无好宴。戴笠在他们匆匆地吃完了以后,拿出一份名单,向这些人宣布说:“从现在起你们都是被捕的人犯,我们准备把大家送往监狱。这是中央命令,本人不能作任何主张。”他并告诉王克敏:“你现在有病,不必前去,可在家听候传唤。”王那时正在漱口,听戴宣布名单时,精神突一紧张,即倒在沙发上。戴同他直接讲话,才期期艾艾地答称:“这场祸事是我惹出来的,还是一起去吧。”

戴说:“你愿去很好。”接着又对曹汝霖说:“润田先生也不必去监狱,但不能回家,可同黄南鹏一同住在这里,听候法院传唤。”曹随向戴笠表示了谢意。戴说完以后,即指挥军警用汽车把这些人解往炮局监狱。

前面说过,王克敏在投靠日本之先,即曾通过宋子文征得蒋介石的同意,这次戴笠给他关照,很可能蒋介石在核定捕奸名单时对戴有所指示。王被押不久,即病死狱中。由其姘妇小阿凤、女婿邵东湖领尸装殓;在柏林寺停灵三天,即草草埋葬。

曹汝霖自日本投降后,即打电报给蒋介石向他祝贺抗战胜利,蒋当时回电也对曹表示了慰问。曹在华北沦陷时期虽未担任伪政权的正面责任,但他权衡到自己过去的卖国行为和人民对他的积愤,仍认为随时有受到法律裁判的可能。被捕那天下午,他由汪时璟住宅给他的管家李静亭打电话,由李给他送去行李、洗漱用具及鸦片烟等,晚上与黄南鹏睡在地板上面。曹汝霖的儿子曹朴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七·七”事变时任天津市特别第二区主任,天津沦陷后,日本军队仍派他继续为该区主任。那时曹汝霖住在天津,日本军事当局不断到他家访问,曹朴曾劝阻他父亲不要作日本的傀儡。

日本投降时,曹朴任天津开滦矿务局秘书,因国民党天津市市长杜建时是他的士官学校同学,曾托杜对他父亲予以关照,这时得到他父亲被捕消息,立时转告杜建时。适在这时蒋介石由重庆来北京,杜也由天津赶来,向蒋要求把曹释放。蒋听到曹汝霖被捕消息,很为诧异,说他核定逮捕华北特任级汉奸时,并未列入曹的名字,即派戴笠亲自送曹回家,并嘱戴向曹表示歉意。第二天蒋又派戴笠代表他本人向曹慰问,曹也请戴转向“委员长”致谢。隔了几天,曹命他管家李静亭把他北京住宅的家具、古玩等项全部售出,把房产交给住在南河沿的他的女儿管理,并把李静亭介绍到有他投资关系的丹华火柴公司工作。曹本人则迁往天津随即转道上海,以后即不知去向。

苏体仁在日本侵入太原后,即在阎锡山与日本双方的谅解之下,出任伪山西省长。阎盘踞陕北、晋南一带时,彼此仍保持紧密联系,阎的代表即住于伪山西省政府内。苏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任职时,仍未与阎断绝关系。日本投降后苏由北京逃往太原,阎为他制了大量保结,发给各市县当局,转发各县民众签名向政府具保赦免苏的罪行。苏住在太原,受到阎的优待。

伪内务总署署长吴瓯,自日本投降后,即更名张云逸逃往东北。他以前与国民党中委吴铁城有些私人关系,要求吴为他设法摆脱他的汉奸罪行,吴致函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为他说项,在信内誉吴“思想绵密,才气纵横”,因而获得李宗仁对他同情,从汉奸名单中把吴瓯的名字撤销。

汤芗铭在戴笠请客那天,因汽车发生障碍,未能参加宴会,听到其他汉奸被捕消息后,仓皇逃往上海。因他是民社党的北平市主委,经过他的主子民社党中央主席张君劢乞求蒋介石从汉奸名单中把他的名字给撤除。

王揖唐于日本投降后,即托病住于中央医院,暗地里作脱卸他汉奸责任的活动。他曾用蒙藏委员会的房产贿赂国民党地工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张文波(又名张景涛),企图从轻发落他的汉奸罪行。那时伪组织的蒙藏事务处已与国民党蒙藏委员会合流,我在该会任职,当我向王接收这项房产时,王还向我要求要把房间的后半部拨给张文波“办学”。经我拒绝之后,王又故布疑阵,对我说什么他在伪政权中的事情,都能向中央交代,言外之意,是要杜绝他旧日的属员对他检举的念头。

河北高等法院于1946年春季根据军统局华北办事处马汉三的移送书,把王揖唐拘押于看守所,进行侦查审理。王揖唐委任律师汪觉民(原名汪赞熙)为他撰状并出庭辩护,汪觉民是前清福建巡按史汪声珍之子,伪内务总署参事汪济艭之兄。王揖唐早年曾与汪声珍及伪内务总署署长江绍杰等换谱,他三人为同科进士,关系颇为密切;民初王揖唐任吉林省长时,汪声珍曾在幕后为王策划一切,王、汪的交谊,又更进一步地笃厚。所以王在华北作汉奸时,汪济靆能掌握他的“机要”;在王被法院审理的初期,汪觉民也能死心塌地地受王的驱使。

1936年王揖唐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时,曾通过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的关系,在南京、杭州两次谒见蒋介石,陈说当前中日局势。蒋曾派王去东京访问日本元老犬养毅、高桥、牧野等,征询他们对中日关系的看法。他回国后把访问情形,写了一篇东游纪略交给了蒋介石。在他任华北咨询会议委员时,又曾与曹汝霖等营救国民党地工人员许惠东、严宽等出狱。王把这两件事认为是对国民党立了“功勋”,派顾明德(王揖唐妻顾育季的侄子)等分头找得吴忠信、严宽给他出具证明,用作申请法院对他的罪行减免的证据。

河北高等法院最初审理王揖唐的推事何焯,原在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任司法官养成所所长,是王揖唐任用的伪员,他要以这个在北京审理的唯一特任级汉奸,作为他个人立功自赎、投靠国民党的有效工具。每次开庭审理时,都用极其峻厉的言词,罗织王揖唐的汉奸罪恶。王在他的旧日属员的严重压力之下,悲愤交加,汪觉民遂代王揖唐策划向南京司法部检举何焯负有汉奸罪行,不应任为国家法官。王揖唐在书状中表明,为了“扶持国家正气,维护法律尊严”,坚决反对以小汉奸审理大汉奸。因此司法部将何焯免职,另案侦查何的罪行。河北高等法院改派推事吴盛涵继续审理王揖唐。

自汪觉民策动王揖唐检举何焯案发生后,北平司法界群起向汪进攻。汪感到自己无法在北平立足,特到外埠执行律师业务,并介绍律师赵毅为王揖唐出庭辩护。

王揖唐对他的被控案,所采的应付步骤,除了搜集有利于他的证据,以达到免刑或减刑目的以外,另方面在审理进行中,伪装重病,争取时间,用来等待大赦。法院每次拘提王揖唐审讯之前,都派法医检查他的健康情况,并给注射强心剂。那时监狱的法医陈礼之曾任王揖唐的内务总署卫生局科员,因为王揖唐曾检举了何焯的关系,不敢向法院反映王的实在健康情况,每次作出的鉴定都是病势严重,不能作畅达的语言。王在每次开庭时都装腔作势地哑哑不言,因此当接到高院判处死刑的判决书时,两次申请复判获准,暂时延长了生命。

1948年9月南京最高法院最后一次复判到平,仍将王判处死刑。10日在姚家井第一监狱把王揖唐执行枪决。在执行之前,法官问他有什么话说,王反复地呼号“要求总统开董康在日本投降后,也装病住在德国医院,法院认为他是“法界名宿”,对他照顾,不断地根据他取得医院的证明,予以缓期审理。董于1947年病死德国医院。

1946年春季,军统局把羁押在北京炮局监狱的特任级汉奸王荫泰、齐燮元、周作人、王谟、汪时璟、陈曾拭、杜锡钧、刘玉书、潘毓桂(刘、潘都是伪政委会委员)用飞机解送南京审理。齐燮元被判处死刑,在雨花台执行枪决。其余都在法院羁押。原在汪时璟家逮捕的黄南鹏则由北京河北高等法院审判。

(选自《文史资料选辑》第39辑P218—251,文史资料出版社196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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