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社会》2010年第2期
摘要：对国内涉及幸福感城乡差异的18项调查研究进行元分析，结果发现，城镇人幸福感比农村人幸福感高，且可以从社会比较和社会适应两方面进行解释。这一结果排除了发表偏倚，具有稳定性。国内对这一问题之所以存在争论，主要是因调查工具的不同造成的，即工具质量越高，越容易得出城镇人幸福感高的结论。
关键词：城乡差异；幸福感；元分析；调查工具；调查对象
*作者：张军华，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E-mail：[email protected]
**本文承蒙导师姚梅林教授的悉心指导，《社会》匿名评阅人提出的尖锐问题和宝贵意见，使笔者受益良多，谨表谢意。
一、问题的提出
幸福感，又称主观幸福感，主要指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作的整体评价。影响幸福感的因素有很多，其中个体所处环境是一个重要因素。我国城镇与乡村在地理环境、社会条件、经济水平、文化教育和医疗卫生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由此对幸福感认知产生的影响也十分明显，且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我国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发现。但由于各研究在研究对象、调查工具、样本容量、统计方法和研究者取向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使得结论呈现出差异性，如曾慧超和袁岳（2005）、罗楚亮（2006）均认为农村居民幸福感强于城镇居民，邢占军（2006）则认为城镇居民幸福感强于农村居民。两者的关系究竟如何，其结论又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呢？笔者试图换一种视角，采用元分析方法，对此进行研究。
元分析（Meta-Analysis ）方法的思想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最初在教育学和心理学等社会科学领域运用，1976年，美国学者格拉斯（G.V.Glass）总结了各种“合并统计量”的文献综合研究方法，首次命名“元分析”，即指应用特定的设计和统计方法，对以往的具有相同研究目的、但得到不同研究结果的原始数据汇总后，进行系统评价和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与基于个人经验判断、对各研究结果发表定性看法的文献综述法所不同的是，元分析能够提高统计功效，特别是能够解决研究结果间的不一致性，修正以往的统计估计值，从而得出更全面可靠的结论（参见董奇，2004：447-483；黄希庭、张志杰，2005：385）。
…………
四、讨论与结论
（一）关于“幸福感：城镇人高于农村人”的讨论
幸福感在农村和城镇存在显著的差异，城镇人的幸福感显著高于农村人，可以用有关幸福感的社会比较理论和适应理论加以解释。我们按“生源地”、“现在居住地”和“户口所在地”三种划分标准分别进行讨论。
首先来看按生源地进行划分的10项研究，对象均是学生，其中有9项研究表明，来自农村的学生幸福感低于来自城镇的学生（d 值为正）。
一个原因在于社会比较，因为生活在一起，学生之间容易在衣着花费、才艺能力、家庭地位和获得的教育资源等方面进行攀比。来自农村的学生会发现有许多人在自己之上，从而产生不幸福感；而来自城镇的学生则会发现有许多人在自己之下，较易感到幸福。另一个原因在于农村学生进入城市后面临更多的适应问题。由于学校教育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农村学生要接受这种参照系统和评价体系，他们遇到的阻力和挑战伴随其整个求学生涯，也容易降低其幸福感。与城市学生相比，农村学生读书时对家庭担负着更多金钱和道义上的责任，更希望自身能实现“知识改变命运”的信条，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但是，由于在求职时能动用的社会资源却较少，常常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在当今就业结构失调、求职压力巨大的情况下，农村学生很难再像以前那样迅速改变命运，他们想冲出困境却又看不到希望，对亲人的期望满怀愧疚却又感到无能为力。因就业压力大，写下死亡日记并选择自杀的、来自农村的女毕业生刘伟，或许是一个极端个案，但是其日记中“总看不到生活的希望，本来年少的我如到暮年，甚至想到了死亡”、“为什么这么难”等（转引自杨继斌，2009）话语背后所折射出的惨淡心境，可以说是很多农村学生内心的共鸣。但是李黎等（2008：102-105）的研究是一个例外，他们发现农村学生比城镇学生更幸福。我们推测，这或许由被调查对象的特殊性造成的，他们所处的是一所地方性院校，对历来有优越感的城镇学生来说，进入这样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学校，会产生一种挫败感和失落感，从而影响其对幸福的体验；而农村学生较其考不上大学外出打工、落榜辍学的同学，能进入大学继续深造已属不易，因此失落感没有城市学生那么大，也会觉得更幸福一些。
其次，从现在居住地来看，城镇人的幸福感也高于农村（4项研究中仅有1项例外）。这样划分出的城镇人与农村人之间的直接接触不太频繁，越是偏远、封闭的地区所发生的直接攀比越少，例如，罗楚亮（2006：817-838）发现的农村居民具有较高的主观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与严重的城乡分割有一定的关系。但是由于现代社会信息发达，真正的小国寡民、小富即安的小农意识也在渐渐减退，农村人对外面的世界越来越了解，意识到自己所居住的地方与外界的巨大差距，这直接冲击了他们的幸福体验。这点在外出打工的农民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他们的幸福感比未外出打工的农民低，主要原因在于前者打破了城乡樊篱，开阔了视野，其比较标准变得更高，更明确意识到城乡之间在社会经济发展上存在的客观差距。邢占军（2006：130-141）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这样的农村人虽不幸福，却孕育着改变现状的巨大能量和对未来生活的无限向往，是一支开创新生活的生力军。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加剧，笔者认为农村人那种封闭的幸福感将越来越低，而孕育变革力量的不幸福感则会越来越强烈。零点调查公司就有关城乡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的研究结论不断发生着变化，除了居民幸福感的真实变化和抽样误差之外，农村人眼界的变化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至于杜丹等（2008：120-122）发现，农村小学生的幸福感高于城镇，或许是由于调查对象年龄小、涉世未深，与城镇小学生相比学习负担较小的缘故。
此外，农村老年人更需引起关注，由于地处偏僻、经济水平较为低下的农村，且难以获得医疗卫生等服务，导致其幸福感普遍较低。
最后，以户口所在地进行划分的研究仅有一项，对象是中学聋生，d 值为0.16，95%的置信区间为（20.05，0.36）。这意味着，虽然城市聋生的幸福感分数略高于农村，但是两者差异未达到显著水平，这或许跟我国比较注重特殊儿童的教育有一定关系。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仅根据这一项特殊儿童的研究，能否得出更具普遍性的推论，尚待进一步研究。
（二）关于研究工具效应的讨论
1.工具质量越高，越容易得出“城镇人幸福感高”的结论
元分析发现d 值与工具质量关系密切，即研究工具质量越高，城镇人的幸福感越高于农村人。有些测评工具比较简单，一般只有一个项目，要求被试从总体上对自己的幸福（或快乐）感受进行判断，然后进行等级选择。这些单项的幸福感评定虽然十分简捷，但是由于它易受个体测评时心境的影响，稳定性不足。例如，在回答“总的来说，您现在幸福吗”或“现在幸福吗”（罗楚亮，2006：817-838）时，体现的是一种纵向比较，对这类简单粗略的问题的回答，农村人的得分较高。又如，农村人在回答“现在幸福吗”这个问题时，很自然会想到过去物资匮乏的日子，与三年自然灾害饿肚子、父辈的生活相比，应该好多了；当然也存在自我防卫心理的作用：虽然觉得自己不幸福，但羞于在别人面前承认。
在进行问卷调查或访谈时，主观意愿、调查情境等许多细小的变化都会影响人们的作答，这一点早已被心理学的研究证明，所以不能仅仅凭借他们在一两个问题上的作答就下定论。总体上，由于农村人怕生病，城市人怕失业，所以随着调查的逐渐深入，当问题越来越涉及细节时，农村人的幸福感就下降了，如“你是否因为疾病、身体的不适、疼痛或对患病恐惧而烦恼（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你是否感到疲劳、过累、无力或精疲力竭（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汪向东等，1999：83-86）。
2.幸福感结构有争议，导致现有研究工具重合度低
幸福感是一种复杂而又难于准确言表的感受，因此，对其研究和测评也变得相当困难。幸福感的研究，在操作层面上，历来就存在两种不同的研究取向，一是强调幸福感中的认知因素，二是强调幸福感中的情感因素。前者较多地将幸福感界定为人们依据自己的标准对自身生活满意程度的认知评价，认为可以从对总体生活满意感和具体生活领域满意感（经济状况、工作状况、家庭状况等）的测评中反映出来；后者则坚持认为幸福感主要取决于积极情感与消极情感之间的权衡，当积极情感大于消极情感时，就会感到幸福（邢占军，2002：59）。目前，关于两者的关系，即幸福感的结构问题，研究者们尚未有共识。不过，有许多学者指出，应当综合认知与情感，从而构成幸福感的基本概念框架和核心指标（苗元江，2007：63-68）。
由于理论构成不统一，由此而形成的多个测量工具之间也就存在诸多的不一致。当前在关于幸福感的调查中使用到的工具比较多，每个工具所体现的对幸福感本质的理解也不尽相同，如表3中列出的几个工具所包含的项目重合性就不高，需要学者们继续深化对幸福感结构的研究，综合认知与情感因素，构建更科学合理的幸福感指标体系，发展更成熟一致的测评工具。
（三）研究的不足
本研究的不足主要有以下4点：（1）未考查未公开发表的论文，资料搜集不全；（2）把许多不同调查工具得到的调查结果放在一起进行元分析，使得研究的异质性有所增加；（3）对文献信息的编码，特别是仅仅依据出现次数的多少来划分研究工具的三个等级，有一定的主观性，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4）城乡被试的划分依据不统一，即有些研究是按照生源地进行划分的，有些是按照目前的工作、生活所在地划分的。
综上所述，城镇人的幸福感比农村人幸福感高，差异具有显著性意义，这一结果具有稳定性。国内对这一问题之所以存在争论，主要是由调查工具的不同造成的，而研究工具质量越高，城镇人的幸福感越高于农村人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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